让诗回家/曹纪祖
让诗回家作者：曹纪祖发布时间:2012-04-11信息来源：四川省作协
目前，诗歌已离家出走甚远。人们似乎淡忘了她。包括许多大刊大报发表的诗歌，鲜有让人过目难忘，更不用说一唱三叹的了。有人说：当前一首普通的诗，也比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诗写得好，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时代变迁，好诗依然会在历史的淘洗中如真金般闪烁。诚如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彼时风范与此时情调固然有异，但时代的回声必定是历史的留存，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必引证《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中那些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佳作，也不必再回溯新时期之初那些充满伤痛与反思、失望与希望，特别是渴求变革、预示转机的优秀作品，仅仅回顾“5·12汶川大地震”后诗歌的“井喷”现象，回顾当时那些摧人泪下的作品，我们便可以感知到一个真理：只有与时代同声相应，与生活贴近，与民众亲近，诗歌才能打动人心，找回自己。
认识的差异缘起于新时期诗歌走过的曲折道路。从为政治服务到人性复归，从千部一腔到千姿百态，从“文以载道”到自在与自为，再从反叛传统走向“非理性、非崇高、非文化”的虚无，及至演变到文化多元与网络时代的当今，诗歌似乎总是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纠结，在生活与生命之间游离，在“小我”与“大我”之间迷茫，在继承与变创之中困惑，从而派生出种种不同的认识，而就在这种情态下，诗歌事实上已经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突出表现，一是佳作不多，力作少见，诗坛再也见不到领军人物和有影响的群体。二是诗刊诗报发行量普遍不容乐观，诗的读者半径缩小，有时真可谓“门庭冷落车马稀”。三是诗歌活动中，圈内热闹与圈外冷清形成鲜明对照。四是诗歌批评不甚活跃，“百家争鸣”的风气难以再见。
诗歌究竟是贴近时代还是远离时代?诗歌究竟是贴近生活还是疏离生活?诗歌究竟是亲近民众还是隔膜于民众?对于这些事关诗歌繁荣与发展的大问题，我们不能不做出明确的回答。
其实，与时相应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不是诗人有意要在诗中体现“时代气息”，尤其古人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概念。而是真正的诗人总是身处自己的时代，关注自己置身其间的生活现实，或着眼于社会政治的变迁，写出大开大阖，振聋发聩的厚重之作；或忧患民生，关切民间疾苦，写出饱含“人性关怀”的至情之作；或寄情山水，放歌田园，陶冶情操，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唯美之作也因之多见。诗与时代的关系十分显见。
再看“5·12汶川大地震”。巨大灾变成为人类共同的震撼与伤痛，刺激着人类共同的神经。而抗震救灾凝聚起空前的民族精神，唤醒了人们的良知，感召着诗人的灵魂。几乎是在完全自觉与自为的状态下，诗歌突然井喷，涌现出了像《孩子，拉住妈妈的手》《生死不离》《血脉能创造奇迹》《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等摧人泪下，感人奋进，让人不仅记得住，而且刻骨铭心的作品。许多诗人在这时主动奔赴灾区，目睹残垣断墙，目睹生命的毁灭与救助的艰苦卓绝，目睹灾后重建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写出了不少难以重复的情真意切的作品。之后相关诗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诗歌朗诵会此起彼伏，网络诗歌数以万计，诗已许久未像这样与民众亲近。这难道对我们没有启发吗?
认识的误区在于：十年动乱把“为政治服务”推向了极端，许多诗人经历了人性泯灭的巨大伤痛，对时代、社会、责任这些词汇形成心理龌龊，从而有意无意中在疏离时代，疏离生活，专注内心，追求形式趣味和语言技巧上渐行渐远。由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诗坛占有一定的地位或资源(如刊物)，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从而于无形中误导一些作者“投其所好”，乃至亦步亦趋，以致形成一种隔膜现实的风气，使诗与民众的距离愈见拉开。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反思的。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呼唤诗歌回家，回到现实，回到民众。在诗的精神内涵上，应当高扬时代主旋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焦点与社会热点，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突出科学、民主、和谐与时代进步的主题。而在美学价值上，应当包涵哲学、艺术、生活、情感、心理、语言等多重元素，丰富诗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诗的表现方式上，应当体现其文体特征。那种散文式的铺排与述说式的表达，即便是在抗震救灾诗中反复出现，也未能让人记得几句。还是要抒情、明朗、短小，有一定的韵律感，让人好读好记，这是中国诗歌传统在文体形式上的生命力的体现。
让诗回家，其实也就是呼唤好诗。而好诗尽管应当百花齐放，色彩多样，但有一些特质是共同的：
一、精神内涵的崇高与尊严
以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而言，诗歌对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作用是巨大的。诗歌总是指向人类精神境界的最高处，保持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风范，体现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尊严。
这种尊严源于诗人自觉把自己的命运紧系于时代，把自我价值升华为安邦定国，促进国泰民安的追求，从而彰显出一种大气，并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精神内容。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好的诗歌肯定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神灯。其与卑微、琐屑、低俗、无聊是格格不入的。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中，我们记得“归来的歌”，记得众多批判现实、渴求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力作，记得《致橡树》那样的格调，记得《不满》《回答》《我是青年》《干妈》《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也记得“朦胧诗”中的不少好的作品。我们无法对这些“既有”的存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对生存与毁灭，死亡与救助，诗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崇高精神。“小我”已不复存在，大爱充满人间。诗人们用灵魂牵手，用爱心感应，与受灾群众血脉相连，使诗歌成为抗震救灾的精神支援。有的诗人，甚至身体力行，直赴灾区救援。他们在忘我中实现了自我，在“大我”中升华了“小我”。这是近年来中国诗歌的一次灵魂大洗礼。
二、充满人性关怀与悲悯情怀
古往今来，中国诗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为根本，以忧患为心结，以同情为吟叹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屈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等等。对于民间疾苦，他们“一枝一叶总关情”，充满人性关怀与悲悯情怀。
悲悯情怀出自人类的良知。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不论是试图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或是草根诗人的感同身受的同病相怜，悲天悯人无疑是中国诗歌美学的一种风范。但今天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文学的“悲悯情怀”应有正确的认识。当今一些作品在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中，选取乡树的落后或民众的愚昧与贫困，以个案为普遍，施以文人式的同情，这种“悲悯”轻飘而肤浅。“悲悯”本是人性关怀的情感体现，应建立在鲜活的生活真实之上，也应建立在作家的灵魂高尚之上。这种“悲悯”应是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与大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大爱，而不是区区儿女之情，戚戚小我之哀。与之相应，人性关怀也应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对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话语权、乃至个人私密的人格尊重。面对巨大灾变自不必说，即便在平凡日常生活中，也应有所体现。例如对于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健康的重视，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关注等等，这些都必然应当成为当今诗歌的现实主题。
悲悯不等同于同情，而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情感美德，一种爱的表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以说，没有爱就没有悲悯。这与精神境界的崇高是密不可分的。
三、美学趣味的高雅
人们常说，诗是艺术的王冠。诗的美学趣味在本质上是指向高雅的。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无论是以香草美人喻社会政治，还是寄情山水以言说志向。无论是“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生命意识，还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格律约束，抑或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字斟句酌，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追求至美的。
这种美是人类精神慰藉的理想境界，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美学创造。其对于陶冶性情，达到内心和谐，进而通过传播而达到提升民族的精神情感素质，有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高下之分，文野之分历来存在。因之好诗总是经过历史的淘洗而留存的，只有时间和民众能验证其不朽。诗在追求高雅的同时，也不排除俗趣，但通俗不可媚俗，这是必须要把握的原则。如果诗人的思想境界，文化品位，情感素质低下，我建议最好不要做诗，其做出来的诗注定是失败的。如果以机械进化论的观点，笼统地认为新诗比古诗好，当下的诗比新时期以来的诗好，自己的诗比别人的诗好，通过炒作让媒体渲染一下就好，这实在是谬之千里了。
好诗除了上述三大要素外，还应在“文体革命”上有所探索。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文体自有特色。自古而今，尽管诗体不断演变，但诗的抒情的本质特色没有改变，这正是其区别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形式的地方。这不仅为优秀的古典诗歌所证明，为新时期以来的优秀诗作所证明，也为“5·12”汶川地震中那些感人的诗所证明。而散文式的铺排，述说式的表达，政论式的笔调，只能消解诗的感染力，模糊了自己的面目。如何在继承中变创，在变创中出新，使诗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和谐，是当今诗人们不能不面对的课题。
很好很客观也很科学的阐述。力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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