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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稿诗人赵丽华呼唤构建新诗的审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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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稿诗人赵丽华呼唤构建新诗的审美共识
文/晓曲
笔者按:
赵丽华是一位早已在诗坛成名的诗人，她早期的”口水诗“尝试作品，虽然笔者也不敢恭维，但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她所创作的那些属于真正新诗的作品。大浪淘沙，历史自会亲睐金属和它发出的声响。在这个网络恶搞泛滥的时代，诗歌被恶搞是迟早的事情。究其根源，中国新诗诞生近百年，至今仍未形成审美尺度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看，”恶搞“呼唤加速新诗规范的建立。
（一）恶搞，诗人也是被选择的对象之一
网络使天下一家，国外恶搞在先，国人也凑起了热闹。或把严肃当娱乐，或为嘲笑与讥讽；或通过恶搞成名，或通过恶搞坏事；甚至于通过恶搞还可以获取利益等等。当然少不了有人捕风捉影极尽恶搞之能事。
在我们这个网络恶搞盛行、恶搞成风的时代，恶告社区、恶搞吧、恶搞博客等与日俱增。恶搞影视（如恶搞陈凯歌的《无极》，恶搞冯小刚的《夜宴》等）、恶搞体育（如恶高世界杯等）、恶搞明星（尤其是恶搞女明星）、恶搞红色经典（如革命题材）、甚至恶高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国际人物和历史人物）都难以避免，诗人当然也是被选择的对象之一。
近来网络掀起的“恶搞”诗人赵丽华的狂潮，从某种意义看，诗歌被恶搞是历史的必然。尤其面对中国新诗缺乏审美共识的现状，诗歌似乎也到了不得不恶搞的地步，也似乎只能通过恶搞才能重新找回诗的本真，使诗歌从诗人到大众都重新认识、重新定位。从这一意义上说，笔者为恶搞者的创意叫好！
（二）恶搞，促使中国新诗反思
中国古典诗词所构建的审美共性，随同历史文化的传承，构筑了大众的审美习惯，这是无容质疑的。新诗发展近百年来，大众是否就是在全盘否定呢？显然不是。细探中国新诗发展之路，不难发现大众在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或者说，大众一直在肯定他们该肯定的东西，否定他们该否定的东西。
我们也应该看到，大众对于诗歌的认知，也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特征。从一个较长时期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从《诗经》所确立起中国诗歌地位开始，经历古风、辞赋、律诗绝句、词、曲的审美变化，但都未脱离古典诗学的诗性本质，大众也当然是认知和肯定的。今天诗界内部大多反对政治口号、政治说教诗歌，但口号、政治诗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大众所需，如抗战时期那些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的作品，谁又在质疑和否定她是不是诗呢？而诗人对口号诗真正讳莫能及的，主要还是“文革”部分口号诗，趋炎附势，丢失了人格和历史责任感。这也只是背离了诗人的“做人”本真，而并未脱离传统“诗性”特质。
应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诗歌，虽然崇尚自由的诗体风格成为主流，但那些脍炙人口，并在大众中流传的，仍然是以重节奏、音韵和明朗健康意蕴为主的作品。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臧克家《老马》、卞之琳《断章》、舒婷《致橡树》、余光中《乡愁》、食指《相信未来》、北岛《回答》、顾城《一代人》等等，都坚守着传统诗性的共性特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朦胧诗潮，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的又一次历史性“革命”，但这不是给中国诗歌带来成功，而是从此走上了歧途。朦胧本身没有错，错在由此而引发的诗歌语言文字的生硬与晦涩。朦胧没有给中国新诗穿上盛装，大众也最终发现，这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般的闹剧。诗歌圈内的狭隘诗歌理念由此蔓延，把诗歌当成是极端个人的“私事”，疏远大众。中国新诗的主流正沿着这条道路离开大众的审美共识，偏离航向，越走越远，甚至于连诗人自己都看不清自己。
极端是必要造就否定与反叛，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伴随着对朦胧诗的否定，新的诗歌流派应运而生。五花八门地打着探索创新的先锋旗帜，明争暗斗，拉帮结派，诗派林立，各自为政。但大多吵闹一时之后，偃旗息鼓。诗歌圈内抱定“自由”不放，各种极端催生，学院派的空乏华丽，垃圾派的白话口水，下半身的崇低昧俗，也确实把朦胧晦涩掀了个底朝天。最显著的莫过于垃圾和下半身运动，打着口语和贴近大众的旗号，其实大多为“口水”之作，同样脱离了大众心中的诗性特征，使诗歌卷入了从“浮燥”到“泛滥”的境地，理所当然地遭受到了诗界和大众的共同唾弃。
由朦胧衍生的晦涩远离大众，当然不是人们生活所需。然而，大众也不给新生的流派买单。他们不需要矫揉华丽，也看不贯垃圾口水，更鄙视低俗。高傲的诗歌早已走下神坛，而不是被“恶搞”的今天。诗歌成为了生活的边缘之边缘，只有圈内者乐此不疲，自鸣得意者居多。究其根源，“自由”下的新诗，脱离了中国诗歌的本质，却视而不见。殊不知中华文明五千年，泱泱诗国之诗性根深蒂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不沾诗的大众谁没闻过诗的气息？谁不知道诗不是啃不动的石头，诗不是“口水”大白话，诗不是简单的分行？不管近现代派如何去粉饰“自由”，始终遮掩不了大众心中的诗性——形式的规范（要讲节奏和音韵）、语言的简洁凝炼和内容的健康明朗。
（三）恶搞，加速确立新诗的审美共识
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证明，诗人的探索与创新，没有止境，而且是可贵的精神。探索与创新，推动了诗学的发展，成就了“中华诗国”的历史称号。否则，和任何事物一样，没有探索与创新，就没有发展，更谈不上辉煌。但也不能因为探索与创新，毫无原则地脱离事物的本质。这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大众，应该是普遍的认识。
一直以来，诗歌创作的主流是严肃、严谨和高雅的事情。不管是诗人本身和大众的意识中，写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诗人。在潜意识中，大多写诗的人很痛苦，也注定了他们很孤独，甚至很孤傲。大众则通过对诗人作品的认知，心随诗动，去感知，去体悟。诗歌以最初的直接情感的表达，演化为影射诗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在语言表达方式上脱离了纯粹的口语，成为独立的语意文本，并有别于其他文体。语言的简洁凝炼，体式的规范恒定，使诗歌形成有言外意，讲节奏和音韵规律的传统诗性特征，并成为大众的审美共识。
然而，从西方借鉴、模仿而来的自由体新诗，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诗性特征，远离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共性。在走过近一百年的历程中，破而不立，破而难立，“自由”成了制约新诗的魔咒，大众则看不清新诗的面容，因而无从审美尺度，更谈不上审美共识。自由体新诗失去了审美基础，则从纯粹的模仿，发展成为纯粹的混乱。诗人在魔咒中舞蹈，大众则离她越来越远，于是便有了诗歌“恶搞”大众在先之说。这话当然不可信，这当然不是诗人有意识的行为，真如果有，那他一定不是诗人，或不配做诗人。诗歌被恶搞，是她自身远离诗性，疏远大众逼出来的。表面看，被恶搞者受到了伤害，实则在催生社会对自由体新诗审美共识的构建。
诗人赵丽华对“口水诗”的尝试之作，当然是远离诗性之作。不管它是不是诗，但她已经借用了诗的名义，有意或无意中成为了被网络恶搞的对象。她也因为被恶搞而更加出名，这是赵丽华的幸运。诗歌因为恶搞，至少使诗歌从边缘暂时回归了大众的视线中心，这是诗歌的幸运；而恶搞新诗，导致大众对新诗的进一步否定，首先是激发了对“口水诗”的全面否定，使“口水诗”真正该寿终正寝了，使新诗回归诗性之路，这是诗歌的又一幸运；新诗势必在否定之后，出现新的肯定，这就是加速建立新诗的审美尺度共识，又何尝不是新诗的幸事？看来新诗真是三生有幸了，必有新的出路。
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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