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剧坛到诗国
从剧坛到诗国——关于“旧剧现代化”、“话剧民族化”的联想早在1939年，张庚就提出了“旧剧现代化”和“话剧民族化”。这两句叠加起来也就成为建国后全国性的性戏剧改革的主导性方向。 其后周斌又对京剧的现代化做了很好的阐释，说这就是“代表京剧对当下的关注，贯注现代精神······与当下的时代精神同步”，“京剧，从传统走向现代，一要保存，二要发展。保存，就在于培植京剧文化的根；发展，则是要使这株老树发出更多的新枝绿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保存是要促使其发展，发展则是为了更好地保存，二者缺一不可。” 然也！读到这样的论断我不禁会心一笑。因为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诗词的命运：她与京剧同为中华国粹，20世纪在时代的大潮中载沉载浮，犹如一对难兄难弟。若是将引文中“京剧”二字通通易为“诗词”亦无不可。不过二者的命运似乎迥异：京剧前有“样板化”的歧途，而今虽在人为地“振兴”，仍不免式微；而诗词前有抗战期间的雄风重振，后有新时期以来奇迹般的复苏。 回到张庚70余年前的主张上来。这使我又联想到几年前丁国成先生提出的关于“诗词现代化”和“新诗民族化”的主张，二者何其相似乃尔，简直如出一辙。不过我相信这是一种愉快的不谋而合。 中国戏剧中的京剧与话剧就像中国诗歌中的诗词与新诗，其发展的正确方向无疑都是国粹的现代化与舶来品的民族化、本土化。现在撇开戏剧，就谈诗吧。 到今天，虽说诗词发展态势甚健，各地组织、刊物之多数不胜数，还开始从国家层面得到扶持（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是其标志），尽管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我以为是泛政治化倾向和不合时宜的泥古不化）尚待解决，可以说任重道远，离真正的繁荣还有很大距离，但是其前景可观毕竟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新诗就不一样了，实在不容乐观。新诗与话剧同属舶来品，都需要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这与外来物种需要驯化无异。且不谈话剧，就新诗而言，本来就是外国自由诗的移植，其民族化问题当然是是“题中应有之义”，却一直遭到漠视，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许久以来，关于新诗的现状与命运，就议论纷纷，从未止息。吾所知者，有两个极端：一是“失败”之论、“诗亡”之虑屡见不鲜，偏颇者甚至拒不承认其“诗籍”；二是不少业内人士对此充耳不闻，盲目乐观，麻木不仁，兀自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新诗之种种弊端应该是有目共睹，其危机乃是客观存在，不可忽视的。这由各种关于新诗问题的研讨的频繁开展可以证明，《文艺报》经常发表此类报道。可惜一方面衮衮诸公对于种种违背诗歌艺术规律的异端邪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不敢予以批评，一方面对于创作中出现的种种不良倾向同样置若罔，往往流于空谈，无济于事， 在我看来新诗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始终没有实现民族化，没有取得应有的民族“身份”。具体地说，我以为其要害就在于新诗从一开始就只有对于固有民族诗歌形式的破坏，而忽略了建设。中国几千年的诗歌都要遵循一定的格律，而且中国传统诗歌的格律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最终发展为一个以诗、词、曲为主干的诗体系统。因之，中华民族也就世代相传，形成了重视格律的诗歌欣赏心理基因。那么，完全废弃了格律浓厚的自由诗背离了这个深厚悠久的传统，不受待见当然不足为奇。 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几千年习用的文言文改变为白话文，使传统诗词不再适用于现代口语；而以白话文作诗就没有现成的格律可资使用。那么，初期的白话诗借鉴外国自由诗作为权宜之计便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长此以往，终非善策。于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以新月派为代表的先贤，早在1920年代，新诗的幼年时期就开始了建设新诗格律的艰苦努力。其后几经沉浮坎坷，到1980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一个百废俱兴的崭新发展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拜网络之赐，格律体新诗终于在自由诗的汪洋大海中浮出水面，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从而初具规模，雏形毕现。可以预见，格律体新诗作为新诗民族化的标志性建筑屹立于中华诗国的美好前景，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若谓不信，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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