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 一弯新月照诗海 数点繁星闪金光
现代格律诗纪事
第九回 一弯新月照诗海数点繁星闪金光
死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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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一伙年轻人聚在一起，论诗，作文，在新诗发展史上，掀起了惊天巨浪。
一
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胞弟。他才华横溢，风度翩翩。1910年张彭春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1人赴美深造，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
1916年夏，风华正茂的张彭春获硕士学位归国，回母校任教。
1919年南开大学创立。为适应未来更高的教学要求，张彭春再次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品学兼优的中国女留学生蔡秀珠，两人由相识到相恋。1921年5月，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1922年4月，张彭春的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通过了教育学博士学位。6月，长女明珉出生。
由于回国心切，张彭春夫妇抱着襁褓中刚刚满月的女儿就启程了。旅途漫长而艰辛：经欧洲、阿拉伯半岛、印度洋、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最后抵达天津。途中，年轻的母亲严重晕船，无法照料婴儿。此时婴儿突然发高烧，但在旅途中没有条件治疗。回到天津后再去求医，才得知女儿染上了当时欧洲正流行的脑膜炎。因为未能及时医治，留下了后遗症，可怜的小女孩从此便落下终身残疾，这令初为人父母的张彭春夫妇深深感到痛心与内疚。
1923年9月，张彭春受清华学堂诚聘，携带妻女迁居北平，任清华教务长。同年11月，他的次女诞生。女婴健康可爱，令夫妇俩欣喜万分。为弥补当初没照顾好长女的遗憾，他们对这个新的小生命百般呵护，并要给她起一个最美丽、最动听的名字。张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诗歌泰斗泰戈尔，热爱他的诗歌。因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所以张彭春为二女儿取名“新月”，英文名为“露丝”。
就在这一时期（1924年3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西滢）等文友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尚未确定。张彭春便把“新月”二字推荐给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于是就产生了“新月社”。
新月社最初成立之时，由他父亲徐申如和黄子美出资，地点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对于办社宗旨，主要筹备人徐志摩曾说：“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
他们的活动形式，模仿欧洲文艺沙龙，新年有年会，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但这许多会以社友偶而的兴致聚集，徐志摩想振兴新戏剧的目的没能如他预期，他很不满意。
然而，还有比这令人更为难堪的。新月社开办之初，由于大重朋友义气，文艺家可以进，文艺家之外的社会三教九流也全都来者不拒。比如，象官僚政客林长民、丁文江、银行家、企业家张君励、黄子美就都是新月社的发起人，真正从事新文艺的不过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等区区可数的几个人。正是因为存有这种先天性的不可克服的弊端，随着徐志摩的再度游欧，早期新月社实际上即不可避免的式微了。
二
1925年，陈博生在北京主持的《晨报。副刊》编辑出缺，当时正好徐志摩9月从欧洲回来，陈博生殷切邀请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主编，碍于朋友的情面，以及自己早就想办一份报总未如愿的实际，徐志摩动心了。
9月26日、27日、29日接连三天，副刊上刊出《学艺部启事》及《勉己启事》，宣告了这一人事调整，给志摩的名义是副刊主任。
要干就得干成个样子。离出刊只有几天了，徐志摩立即投入工作。原先的刊名，是几个楷体毛笔字，太平常。晨报老社长蒲伯英(殿俊)是前清举人，书法家，便请他重新题字。这老先生长于隶书，而隶书中没有这个"刊"字，便取了刊的本意，以"镌"字代之，这样原先的《晨报副刊》就成了《晨报副镌》。
徐志摩利用自己人缘好的优势，与当时一大批颇富盛名的学者打了招呼，邀请他们作《晨报副刊》的撰稿人，其中有赵元任、梁启超、胡适、张奚若、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陶孟和、翁文灏、李济之、张东荪、闻一多、郁达夫、沈从文、凌叔华、江绍原、刘海粟、宗白华、钱稻孙、余上沅、焦菊隐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成了群贤毕至，共襄大业的态势。事实上，在徐志摩的主持下，《晨报副刊》不仅组织了几次关乎国计民生的讨论，而且还发表了闻一多的新诗，谢冰心的《寄小读者》等颇有影响的作品，成为北洋时代后期活跃在北京的一块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
三
闻一多l925年6月1日留学回国，担任艺专教务长，住在西京畿道三十四号。以前清华文学社的老朋友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以及北京那些爱好新诗的青年，如刘梦苇、蹇先艾、朱大桁等人，都成了西京畿道三十四号的常客。
有天晚上，蹇先艾去看望病中的刘梦苇，闻一多、朱湘、饶孟侃等人也在座，还有两位新客人——于赓虞和朱大桁。梦苇虽然有病，谈诗的情绪仍然很高，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朋友们说："l922年，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几位办过一个《诗刊》，可惜第二年就夭折了!真可惜。我们这几个朋友凑拢来办一个《诗刊》好不好?"
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赞成。只是有两个问题难于解决：一个是印刷费无着；一个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当权，办刊物要呈报备案。段祺瑞一向视新文学运动如“洪水猛兽”，报上去肯定会石沉大海。大家又皱起眉头来，不知谁说了一句："我看，不如先借哪家报纸副刊的篇幅先出一个周刊，这个比较简单，只要副刊的编辑同意就行了。"
大家又分析，徐志摩和孙伏园分别主编《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但是《京报》出的副刊相当多，看来是插不进去了。还是找徐志摩较为妥当。徐是诗人，周刊就由他来编，大家供给稿件。当场公推闻一多和蹇先艾去和徐志摩联系。徐志摩没作任何考虑，很爽快地答应了。
4月1日正式出版，一星期一期，实际就是占用《晨报副刊》一期的版面。刊头二字，也是请蒲伯英老先生写的。这次写"诗刊"也写成了《诗镌》。这一假借，倒使《诗镌》在众多的诗刊中得到一个别致的名字。
到6月10日出到十一期，因为几位同人放假离开北京，难以为继，便停了。徐志摩写的终刊词就叫《诗刊放假》。
徐志摩主编北京《晨报》副刊，成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文化传播阵地，对新诗艺术的发展推动很大。1926年秋天，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或南下，或出国，俱乐部活动遂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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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京，当时局势很乱，北平学界的朋友们因为环境关系纷纷离开故都。上海成为比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这地方。
胡适从美国回来，绕道日本，到5月底回到上海。叶公超应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之聘，来到上海，任暨大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和妻子季淑方在新婚期间，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有余上沅夫妇。徐志摩和新婚的妻子陆小曼也正好到了上海。
暨南大学新迁到上海，提格为国立大学，急需人才，梁实秋、刘英士、丁西林、饶孟侃等人，也先后汇集暨大，一时间暨大成了新月派的大本营。
潘光旦是前一年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在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当教授。同年冬闻一多也从北京来到上海，任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1927年4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下令封闭政治大学。闻一多暂住潘光旦家中。饶孟侃这时也来到上海，住在潘光旦家中。
这样一群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要是不弄成点事儿，可才怪呢。
他们要办个书店，定名为新月书店。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现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张滋阄先生是一百元的大股东之一)，在环龙路环龙别墅租下了一幢房屋。余上沅夫妇正苦无处居住，便住在楼上，名义是新月书店经理，楼下营业发行。当时主要业务是发行《新月》杂志。参加业务的股东有胡适之先生、志摩、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和梁实秋。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这一群人，并无严密的组织，亦无任何野心，只是一时际会，大家都多少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期然而然的聚集在了一起。
《新月》杂志的创办要迟些。倡议者是徐志摩，最初邀集了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孟侃、刘英士。杂志定名为《新月》，奔走最热心的是徐志摩和余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
1928年 3月 10日，装帧设计十分别致的《新月》月刊在上海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了，这意味着后期新月社的正式开始。
后期新月社确实是极一时人才之盛。在创作上，他们很努力，也很执着，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文艺事业自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谈文学，一切主义俱属空谈。重要的是作品。”梁实秋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文艺而论，《新月》走的是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利用文艺为工具也未尝不可，不过不能认为那就是文艺的唯一的正当用途，更不能喧宾夺主的排斥正常文艺的作用。不要误信什么‘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分法，这是晚近的硬制造出的一种衡量的标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原是指十九世纪末的颓废派的主张而言；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则文学史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凡是文学都与人生有关。没有人生还谈什么文学？不过人生范围很广，除了政治经济等要素之外还有别的美好的境界。《新月》没有偏执，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同时也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
《新月》月刊自 1928年创刊，到 1933年6月停刊，其间始终未曾间断，共出了四卷四十三期。这四十多大本刊物中，主要收载了诗、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各体创作，可谓洋洋大观。与此同时，新月书店的生意也堪称红火，胡适出版了畅销一时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闻一多出版了同样畅销的诗集《死水》；徐志摩出书最多、也拥有更多的读者，象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等，都是一纸风行使洛阳纸贵的著名作品。优生学家潘光旦出版了《冯小青》、《家庭问题论丛》、《人文主物学论丛》，陈西滢出版了《西滢闲话》，凌淑华出版有《花之寺》，陈衡哲出版有《小雨点》，沈从文出版有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及短篇小说集《密柑》与《好管闲事的人》等。另外，丁西林的《西林独幕剧》、陈梦家的《梦家诗集》、《新月诗选》，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余上沅的《国剧运动》、以及徐志摩、沈性仁译《玛丽玛丽》、伍光建译《造谣学校》、《诡因缘》、顾中彝译《威尼斯商人》、刘英士译《欧洲的向外发展》、陈西滢译《少年歌德之创造》等，都在新月书店先后出版。
据近人统计，新月书店开办的几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近百种。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遭遇空难,英年早逝。天才诗人的猝然离世迫使《新月》于1933年停刊，“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维持，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于“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国文坛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就这样结束了它十年的活动历史。
五
新月社在新诗形式领域的贡献最大，其诗人被成为新月诗派，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于1931年9月出版，收录了“新月派”18位诗人的80首诗，这些作品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新月诗人的艺术风格。
新月诗派的艺术探索，在形式方面吸收改造古诗和西洋诗的格律，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字句组织上的：他们没有存心倡导形式运动，即《晨报·诗刊》发刊之前，他们也不甚讲究此点。但自《晨报·诗刊》起，即孑然不同，字法，句法，章法，无往而不欧化，现在分别检查如下：
甲，字法：这是与想象之运用有很大的关系的，一方面因他们用新的经验作底本，一方面又因他们充分运用想象，所以就产生了许多新鲜的辞藻，和别致的使用法。这在闻一多的《死水》里最多，俯拾既是。整个《死水》那首诗，就是很好的例。现在举几个具体的在下面：
1、名词方面的如：
你看太阳像眠后的春蚕一样，
镇日吐不尽黄丝似的光芒；
和
呵，不要探望你的家乡，朋友们，
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
2、动词方面的如：
假如落叶像败阵纷逃，
暗影在我这窗前蜱睨；
和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
3、形容词方面的如：
这灯光，这灯光漂白了四壁；
这贤良的桌椅，朋友似的亲密；
和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乙，句法：以行为诗的单位不以句为单位，这也是西洋化的一个特色。一句可以写成几行，韵脚在行末而不是在句末，如：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丙，篇法：一篇诗分成几章，每章几句，在中国，虽然《诗经》中有这例，但后来就渐归消灭。新月派的这种每篇若干章每章若干句，和各章相叫应的篇法，(这种例多得很，无论翻开那个新月派诗人的集子，都可找到，兹不赘举)实在并非从《诗经》来，当然也归结到欧化。
二、韵律上的：这一方面也是。在形式运动之前，他们写的是自由诗，音韵极无规则，闻一多的《红烛》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是例。至形式运动开始之后，就完全变了：
甲，音数的限定：因为西洋诗各行的音数有一定，所以他们写诗各行音数也有一定，隔行相等或每行均相半。总之规律极严，其极端所至，竟产生了"豆腐干诗"的特殊称谓，现在我们一提起"新月派诗"首先唤起的意义，还就是"豆腐干诗"，其次才是规律严整。可见他们对这原则，是如何地重视和努力过了。豆腐干诗，在徐闻等作品里倒还少，后来新月成派，才慢慢地多起来。现在随便举个例：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苍鹭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乙，韵脚的创格，在中国旧诗里，两句一换韵的诗很少，近体固绝无，既古体中也少见。但新月诗里，我们看到两行一换韵的。如：
你我千万不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记在上帝跟前起了誓。
我不仅要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旧诗中隔行换押的也没有，这当然也是西洋式的。例如：
我捡起一支肥圆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
在月下秋雪庵前。
还有隔几行遥押，那更是簇新的玩意。如：
我说朋友，你见了没有，那俘虏,
拼了命也不知为谁，
提着杀人的凶器，
带着杀人的恶计，
趁天没有亮堵着嘴，
望长江的浓雾里悄悄地飞渡；
他们拿西洋诗各种体裁来试验，甚至连一整篇都仿制过，比如闻一多的《收回》和孙大雨的《诀绝》、《回答》和《老话》，都是商籁体的移植。
三、诗行排列上的：以严格意义上的字数相等为基础，诗行排列犹如整整齐齐的豆腐干，所以人称“豆腐干式”。闻一多的《死水》为其代表作品。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曰：新月社是新月诗人探索实践新诗形式的主要阵地，对新诗的繁荣，特别是新诗格律化的贡献，硕果累累，无可匹敌。
新月社率先打起了新格律诗的大旗，批判了新诗的自由化倾向，为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月社的成员是一群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严谨的组织，只有共同的建设新诗格律的理想，只有共同的建设新诗格律的行动。这么多学识渊博的学者诗人，不约而同地为建设新诗格律付出心血和汗水，表明新诗格律化是新诗发展的历史选择。
新月诗人的新歌律诗探索，意义深远，但不算太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彻底解决音节与节奏的理论问题。古诗追求形式的整齐，新诗也追求形式的整齐。但古诗运用的古代汉语以实词入诗为主，而新诗所运用的现代汉语很多虚词也入诗，解决不好现代汉语虚词入诗的节奏的理论问题，“豆腐干式”的格律就是死胡同。所以，无论抓住一个什么人问他新月派诗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他会毫不迟疑的答复你道：“豆腐干式。”“豆腐干式是好是坏?”“不好。”“为什么不好?”“单调。”“什么单调?”“因为豆腐干式。”普通人所能答的到这里就为止，他们再解释不出其根本的原因。成也格律，败也格律，新月诗人走不出理论的困境，他们追求的古诗向新诗的转身就算不得华丽。
正是 月落月出新诗兴
人来人往格律盛
参考资料：
《新月派”名称的由来 ——张彭春与“新月派”》 龙飞
《新月社若干史实考辨》 付祥喜
《百年诗歌理论选。新月诗派》 石灵
《徐志摩传》 韩石山
附录：
新月社大事纪
1922年10月，徐志摩留学美国和英国之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聚餐会”，轮流到各家吃饭聊天，此为新月社的筹备性组织。
1923年3月，新月社成立，并无固定社址，比较经常去的是徐志摩居住的北平石虎胡同七号，活动形式主要是聚餐会。
1924年初，更名为“新月社俱乐部”，简称“俱乐部”或“新月社”。俱乐部的开办费是黄子美和徐申如垫付的，租了北平松树胡同七号的房子作为活动场所，并且公开挂出了“新月社”的牌子。主要活动有新年舞会、元宵灯谜会、中秋赏月会、古琴会、读书会、朗诵会、书画会、排演戏剧等。聚餐会一般每两周举办一次。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员交纳的会费。
1924年4月12日，新月社迎接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任翻译。
1924年5月8日晚，为庆祝泰戈尔的生日，新月社同人在北平协和医学校礼堂演出戏剧《齐德拉》，主演者林徽音、张歆海、徐志摩，这是该社第一次以团体名义参加社会活动。此外年底还排演了余上沅的几个小戏。
1925年，由于会员欠交会费，新月社出现经费紧张现象。
1926年2月下旬，新月社的活动已不正常举办。
1926年春夏，由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和《晨报副刊·剧刊》先后创刊，部分新月社社员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作品。
1926年秋天，多数新月社同人(特别是胡适、徐志摩)相继离开北平南下，新月社逐渐解体，“新月社俱乐部”的大地毯也被金岳霖搬去自己家中。
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
1933年6月《新月》月刊停刊。
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于“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
《 诗刊》弁言
徐志摩
我们几个朋友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发行一次《诗刊》，专载创作的新诗与关于诗或诗学的批评及研究文章。
本来这一句话就够说明我们出《诗刊》的意思；但本期有的是篇幅，当编辑的得想法补满它；容我先说这《诗刊》的起因，再说我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
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薇纳丝一类的雕像。他的那个也够尺外高，石色黄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黑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阳中的荒芜的草原，有几条牛尾几个羊头在草丛中掉动。这是他的客室。那边一间是他做工的屋子，基角上支着画架，壁上挂着几幅油色不曾干的画。屋子极小，但你在屋里觉不出你的身子大；带金圈上的黑公主有些杀伐气，但她不至于吓瘪你的灵性；裸体的女神(她屈着一支腿挽着往下沉的亵衣)，免不了几分引诱性，但她决不容许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阳进来，黑壁上也沾着光；晚上黑影进来，屋子里仿佛有梅斐士滔佛利士的踪迹；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象。
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不比我们单知道买花洋纸糊墙，买花席子铺地，买洋式木器填屋子的乡蠢。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像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难怪一多家里见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我羡慕他!
我写那几间屋子因为它们不仅是一多自己习艺的背景，它们也就是我们这《诗刊》的背景。这搭题居然被我做上了；我期望我们将来不至辜负这制背景人的匠心，不辜负那发糯米光的爱神，不辜负那戴金圈的黑姑娘，不辜负那梅斐士滔佛利士出没的空气!
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这话转到了我个人对于新诗的浅见。我第一得声明我决没有厚颜，自诩有什么诗才。新近我见一则短文上写“没有人会以为徐志摩是一个诗人……”；对极，至少我自己决不敢这样想，因为诗人总得有天才，天才的担负是一种压得死人的担负，我想着就害怕，我那敢?实际上我写成了诗式的东西借机会发表，完全是又一件事，这决不证明我是诗人，要不然诗人真的可以充汗牛之栋了!
一个时代见不著一个真诗人，是常例；有一两个露面已够例外；再盼望多简直是疯想。像我个人，归根说：能认识几个字，能懂得多少物理人情，做一个平常人还怕不够格，何况更高的?我又何尝懂得诗，兴致来时随笔写下的就能算诗吗，怕没有这样容易!我性灵里即使有些微创作的光亮，那光亮也就微细得可怜，像板缝里逸出的一线豆油灯光，痛苦就在这里；这一丝willo wiap，若隐若现的晃着，我料定是我终身不得(性灵的)安宁的原因。
我如其胆敢尝试过文艺的作品，也无非是在黑弄里弄班斧，始终是其妙莫名，完全没有理智的批准，没有可以自信的目标。你们单看我第一部集子的杂乱，荒伦，就可以知道我这里的供状决不是矫情。我这生转上文学的路径是极兀突的一件事；我的出发是单独的，我的旅程是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直到最近我才发见在这道上摸索的，不止我一个；旅伴实际上尽有，止是彼此不曾有机会携手。这发见在我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欣慰。管得这道终究是通是绝，单这在患难中找得同情，已够酬劳这颠沛的辛苦。管得前途有否天晓，单这在黑暗中叫应，彼此诉说曾经的磨折，已够暂时忘却肢体的疲倦。
再说具体一点，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抟]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
上面写的似乎太近宣言式的铺张，那并不是上等的口味，但我这杆野马性的笔是没法驾驭的；我的期望是至少在我们几个人中间，我的话可以取得相当的认可。
同时我也感觉一种戒惧。我第一不敢担保这《诗刊》有多久的生命；第二不敢担保这《诗刊》的内容可以满足读者们最低限度的笃责。这当然全在我们自己；这年头多的是虎头蛇尾的现象，且看我们这群人终究能避免这时髦否?
此后《诗刊》准每星期四印出，我们欢迎外来的投稿。
这第一期是三月十八血案的专号，参看闻一多的下文。
三月三十日夜深时
《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1日
这一回进入格律体闲新诗的高潮期，兄可浓墨重彩，多给力呵！:hand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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