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去岂无憾
——闻绿洲先生仙逝4月17日下午，我甫自江津采风归来，即接到杨开显的电话，告知江北故友薛继洲先生辞世的噩耗，说是头天《重庆日报·两江潮》发表了他女儿薛竹的悼文。于是急忙找出还来不及翻阅的那张报纸，果然载有薛竹《我的父亲》一文。读后方知，家人11日清晨7时发现继洲先生长睡未醒，遗容安详，享年86岁。继洲先生是重庆18中学退休教师，重庆文坛宿将。他的笔名“绿洲”，曾经广为人知。1950年代，他和18中另外两位同事、文友敖忠、张继祥并称“江北三杰”呢（事见杨开显《猫儿石的文学回忆》一文，收入《江北区历代文学作品选》）。开显提起此事不无感伤，叹曰：江北三杰，仅余二矣。关上手机，我陷入了久远的回忆。算来绿洲先生长我11岁，但我还是“文青”之时，便对他仰慕不已。记得当年我曾不揣冒昧，前去拜访，吃了闭门羹，乃得一诗，题为《访绿洲不遇》。便翻出旧稿，是一首七言诗：“登门求教不遇君，乘兴而来归扫兴。当持拙作重拜访，绍介还劳缪斯神。”稿末注明写于1974年1月19日午后，“大兴村-观音桥途中吟得，记于烟盒上”。后来与他认识后提起此事，我道相识恨晚，他对于那时候还有人上门讨教，颇感欣慰。当我与张继祥熟识后，常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与绿洲一道去位于夫子池的艺术馆底楼文艺俱乐部开会的情景，令我们这些未出茅庐的文青心向往之。继祥兄还说，大名鼎鼎的雁翼曾经在会上表扬过绿洲的散文诗呢。不意时过境迁，我于1982年初调离了字水中学，就任江北区文化馆文学干部，接编《嘉陵江》文学小报，绿洲先生便成为我重点联系的业余作家了。《嘉陵江》改为季刊后我在《江北诗人》栏目集中刊发了他一大组二行诗，《重庆日报·两江潮》曾分两次选载，随后我也写了一篇评论在《嘉陵江》发表，题为《老树着花无丑枝》。文中写到了认识他以后对他的了解：“印象中这是一个善良而谦和，却显得谨小慎微的教书先生，没有发现一点儿意气飞扬的诗人气质，未免有些失望。后来才知道，这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是一种被扭曲了的性格，并非诗人的本来面目。27年里愈益剧烈的阶级斗争风浪，使在人生道路上受过挫折的他不能不谨言慎行，唯恐因越轨、出格而罹祸遭灾。”这是准确的印象。就是在27年之后，在与文友们交往中，他也往往不苟言笑，从不参与高谈阔论。我们不无戏谑地称他为“薛夫子”呢。我在文章中叙述绿洲先生在改革开放，尤其是退休以后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赞赏他创作的丰收，着重评析他那些作品中的佼佼者具有“深度和力度”，内涵丰厚，希望他保持良好势头，捧出更多的“佳花硕果”，并以“老树着花无丑枝”赠之。此文后来收入了我的诗论诗评集《诗路之思》。可惜的是，这样的状况维持未久，后来他就逐渐淡出了文坛，与外界渐少交往。虽然它三个子女日子都过得很好，他夫人是同校教师，他俩退休待遇也不差，他却一直栖居于18中旧宿舍底楼，连固定电话也不安装，正是薛竹文章中描绘的“陋室”。几年前有一次我陪同他要好的同事严中和之子专程前往看望，眼见那种情景，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也许这样的生活是他自己的选择，并且甘之若饴吧。薛竹的文章对她父亲的一生作了简略的概括，着重谈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和种种优秀品质。接近结尾时，她写道：“虽然他无法选择他的出生和时代，但他用爱和智慧，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连人生的谢幕方式，也是父亲生前的愿望。我甚至想不出来，父亲还留下了什么遗憾，也许藏在他的心底吧。”知父莫如女，未必“想不出来”吧。那么，容我来揣度这个“也许”。这肯定与绿洲先生的出身以及这出身带来的后果有关。他是新中国第一代研究生，而且德才兼备，一度得到重用。无奈家庭出身不好，被调离重要部门，打发到中学任教。那个反差是很大的，他心中未必没有疙瘩。在后来的生活中，阶级斗争的恶浪养成了他自我保护的需要，形成了他谨小慎微的习性。诚然，对付那层出不穷的运动，的确特别需要智慧，毕竟这是把宝贵的智慧用错了地方啊！这样的生活道路，是他无法选择的，但是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吧。至于说绿洲先生“载着满满的幸福感驾鹤西去”，说他“精神力量无比强大”，那就有些过头了。这样的话，不说也罢。还有一层，绿洲的文学才能很早就表现出来，他也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很深的文化底蕴，但是他已有的文学成就与之相比，就显得远远不足。个中原因自然也十分复杂，一言难尽，然而，作为一个热爱文学，出道很早的诗人，没有达到本来可能的高度，能不感到遗憾吗？我1991年调离江北区之后，与绿洲先生交往就比较少了。就是据了解，留在江北的朋友，也同他接触不多。但是我内心对他一直是很尊敬的，他的辞世，算是善终，毕其天年。引起怀念，感到遗憾很自然，也难免感伤，但是不必过悲。安息吧！绿洲先生！愿你在那边快乐。相信这也是老友们共同的心愿。 又一个“心远地自偏”的高隐悄悄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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