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十批判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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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器
引 言
最近,我有幸读到师兄骆寒超主编的大型新诗丛刊《星河》杂志,更有幸看到袁忠岳先生的大文:《新诗身份辨析一一兼与郑敏先生、丁国成先生商榷》。袁文的要点是反对别人对新诗的批评,而且得出一个别样的迷人的结论:“新诗是中国诗歌古风、词赋、近体、词曲后产生的新的诗体,当然生自同一母体,和古风、词赋、近体、词曲一样都是吸着母乳成长起来的,同根生,同母养。”他认为新诗的产生主要不是受的外国诗歌的影响,它没有切断古典诗歌的血脉。但它是经过了革命的,革命成功了,就不再需要革命(革新)了,应该让它自然自由地发展,不要老盯着新诗的出生问题及存在的什么缺陷与危机。因为你们,包括郑敏、丁国成先生都对历史情况了解得不够。这样的高论逼得我把“新诗十批判书”的纲目提前公布出来,这些观点虽是我长期以来所思所想,但并非都是我的发明,有的可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要说的是,我今天写<<新诗十批判书>>的目的是为争鸣,是挑战权威,并不是搞什么大批判。批判的原意就是批评。只不过我想引人注目一些,故名之曰批判也。
(一)新诗旧诗称谓批判
我已在一篇文章上说过:新诗的含义应是新写的诗,旧诗应是过去写的诗或过去时代写的诗。所以,现今中国诗歌理论界流行的“新诗”概念是不对的。古典诗歌是旧诗,五四时代写的诗也已是旧诗。相反,当今写的古体诗词曲是新诗,而不是旧诗。权威们所认定的“新诗”概念,第一在老百姓脑子中是不存在的；第二在外国也是没有的。试问几千年后还有什么可称为新诗的“新诗”吗?那时我估计是不会有了,但仍有新写的诗,新写的白话诗,新写的文言诗。是新写的白话诗多呢?还是新写的文言诗多呢?那就无法估计了。《诗刊》创刊时,因为要发表毛泽东诗词,刊名就不可能叫《新诗>》或《新诗刊》。后来实际只发“新诗”的刊物,也只叫诗刊、诗选刊等,鲜有叫“新诗刊”的。这不是很奇怪吗?还有诗刊中也大都有“新诗”版、“散文诗”版、“诗词”版,但这样的分法的不伦不类,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诗词”中的诗与“新诗”中的诗有本质的区别吗?“散文诗”是诗吗?这诗与“新诗”中的“诗”与“诗词”中的“诗”相同吗？当然，诗坛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例如，歌词被排斥在诗之外，词人们（诗人们）终于自立门户，而且由于词与曲的结合，其影响已远远超过“新诗”。又如民歌,也被排斥于“新诗”之外了。可这服不了人，“国风”被尊为“诗经”之一部分确是事实。近现代民歌交了华盖运，还殃及民歌体诗，连名篇《王贵与李香香》也不能为孙绍振先生饶过。而老百姓对他们提倡的高雅的现代派诗，则感到高深莫测，不予理会了。但权威们是不肯低头的。他们一说起诗，就只有“新诗”，“新诗”中则只有“自由诗”，散文化或散文美的诗。你要说“新诗”还有个形式问题没有解决，应着重研究一下形式，他们就要暴跳如雷。你要说“新诗面临危机”，他们就会说“没有”，是好得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学者为了纠正“新诗”概念的不准确，提出“现代汉诗”的称谓。但称现代汉诗也可能出现问题。一是有一个民族问题。例如，非汉族的诗人用非汉语写的又被译成汉语的是不是现代汉诗？又如一个汉族诗人用外语写的诗又被译成汉语的又算什么？二是有个文白问题。例如,用文言写的诗词是不是也能包含在现代汉诗中呢?如说用现代汉语写的诗才能叫现代汉诗,那就不在它的范围之内；如说现代人用汉语写的诗叫现代汉诗,那就应该包含在它的范围之内,但这又有违这位学者的初衷了。
也有人仍用“白话诗”的概念,但被权威们否定了。说“白话诗”是“新诗”的萌芽阶段,“新诗”才是定位阶段。
可是神明总是捉弄我们。在今天看来,“新诗”、“现代汉诗”、“白话诗”三者比较,可能还是称“白话诗”好一些,当然不能说非常好。但是,称“新诗”实在是一件很糟糕的、不能久远的事。
现实意义上的“新诗”名称既然不能成立,那么,相应意义上的“旧诗”名称当然也不能成立,袁先生的“新诗主体论”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预言:文言诗、白话诗、半文半白诗将长期竞相发展,究竟谁将成为霸主,权威理论家的说法是不能算数的,还得由将来的读者、诗人与诗评家共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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