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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捷
第五十七回 牧歌铺就声韵路 花环逍遥九天舞 死水吧 -------------------------------------------------------------------------------- 一 话说从新格律的角度来关注闻捷,最初主要是基于闻捷在《天山牧歌》中运用新诗抒写民歌的创举;没想到随着关注的深入,发现闻捷的新格律之路起于民歌,却终于现代新格律。
二 闻捷,名巫之禄,1923年6月12日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闻捷幼时有一个幸福欢乐的小康之家,父亲是郑州附近一个站的站长,母亲是山西人,在家操持家务和抚育儿女。闻捷从小深得父母宠爱,其父母生怕他养不大,还给他起了个吉利的乳名:锁子,希望锁住他,保佑他长大成人。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这样一个幸福欢乐的小家,却因闻捷的父亲被土匪杀害而失去了顶梁柱,家境一落千丈。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在万般无奈之下辗转千里,回到了闻捷父亲的家乡—长江边上的丹徒,借亲戚家的房子,在高资镇住了下来。
闻捷随母初归故里时节,生活异常艰难,母亲只能靠着给人缝缝补补、洗洗浆浆,带着小闻捷和妹妹之凤,苦熬时光。这样的境遇,小闻捷从不奢望能上学。然而,那时有个姓唐的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主动出来给当时人称“丁二先生”的私塾老师说:请您老让之禄这孩子免费跟您读点书吧。丁二先生是当时远近闻名的一个私塾老师,为人耿直,育才爱才。当他看到聪明好学的闻捷时,爽快地接受了这个“免费”学生。
1936年,上小学的闻捷,因家境贫寒缀学,到南京一家叫“朱鑫记”的煤炭店当学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流亡武汉,满怀热忱地参加抗日救亡的演剧活动,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闻捷来到延安后,曾在陕北公学学习。1944年,他开始写作,1945年被调到陕北边区的《群众日报》担任编辑和记者。他写了许多战地通讯、散文、诗歌,也发表了一些特写、小说。
1950年3月,闻捷追随解放大西北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来到了新疆。新疆浩瀚的大漠、绮丽的景色使他感叹,英雄战士无畏的气概使他激动,一种无法抑制的震撼摄住了他的心房,诗句便像泉涌一般喷涌而出:“谁能撼动天山之峰,不让它挺立高空?”闻捷在大西北、新疆工作了10年,曾历任新华社西北总社采访主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等职。繁重的工作未能锁住他的诗魂,反而,新闻工作特有的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敏感,祖国大西北独特的山川面貌,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愉快开朗的个性,给予他足够的创作激情。他把生活当成了诗歌,《苹果树下》、《葡萄熟了》、《婚期》·····一首首热情地歌颂勤劳勇敢而又淳朴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的赞歌,由感而发。
1958年5月,朱德总司令到甘肃视察工作,闻捷以《甘肃日报》记者身份,跟随朱德总司令进行采访。在朱总到河西走廊、玉门油矿等地视察的半个多月里,他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几乎是以每天一篇的速度,合写了以《难忘的十五天》为总题的巧篇生动感人的通讯、特写。他当然没有忘记写诗,还写了12首题为《朱总在河西》的组诗。
1961年,闻捷来到上海,在中国作协分会作专业创作人员。他终于能与家人团聚在一起了。他带孩子们参观工厂、农村;他亲自下厨烹调菜肴;他和孩子们一起搞家庭迎新晚会·····一个充满温暖与快乐小家紧紧围绕于他,他信心百倍地投人诗歌的创作中,他希望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不朽之诗。
1962年,闻捷回到了梦回魂绕20多年的故乡,他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他那绵长的思念:
我们的祖国无限美好,
处处都承受着太阳辐射的光芒;
但是在跋涉万水千山的游子心中,
最偏爱的地方还是故乡。
在家乡,闻捷担任县委委员,常下乡了解情况。他凭着他特有的甜美而又坦荡、才华横溢而又平易近人的诗人气质,与大家共同劳作,共同享受劳动的欢愉,也涌动着滚烫的诗情。
然而,1966年的“大风暴”,使闻捷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据说,有个叫赵文节的人曾被捕叛变,而闻捷的曾用名恰恰是赵文节)。面对“叛徒”这顶大帽子,闻捷十分坦然,他从未背叛过党、背叛过人民,相信历史会澄清这一切的。所以,他始终保持乐观、开朗的精神。1968年春,对闻捷的迫害再一次升级,他先是被隔离审查,不久又被投人监狱。
这次还株连到妻子杜芳梅。杜芳梅是西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的孙女,她自幼参加革命,是陕北小米养育大的。当时,她在上海人民银行工作。本来,她在自己的单位里已获“解放”,但此刻因诗人人狱又被重新审查,大字报的攻击,大会小会的揪斗,还有一连串的人身侮辱,使她实在不堪忍受。这位倔强的女人挺着,挺着,后来还是没能挺得过去。这一年夏大,她跳楼自身亡。
死前,她留给三个女儿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不是叛徒,妈妈也没有罪!
1969年秋,闻捷被“解放”回家。不久,跟随大队人马来到杭州湾滨海的一个“五七”干校劳动。
三
戴厚英,1938年生,安徽颍上人。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戴厚英才只有十一岁。她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她积极向上,敢打敢冲,因而在动荡的年月里,一度列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第四把手”,曾被指派为闻捷调查组组长。然而1968年春,戴厚英被卷入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因而挨审查并下放干校。就在这时,和戴厚英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自由恋爱,结婚多年,育有一个女孩,却多年两地分居的丈夫,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突然提出了离婚。戴厚英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同是天涯沦落人,闻捷和戴厚英相识并相爱了。
戴厚英喜欢闻捷的诗,喜欢他的人。
1970年的国庆前夕,他们利用休假的机会一起回到上海。一到家,闻捷便让他的小女儿将一大包书送到戴厚英的家中。因为她说过,只有在她读完他的全部作品之后,她才能决定是否嫁给他。这一包书就是他的全部作品。他在等待着她的“宣判”。
她整整读了两天,一字不漏地把闻捷的所有作品全部读完了。她难以描述当时的心情,她被他的热精和才华所震撼。
10月20日下午,她把那些书仍然用报纸包起来,敲响了他家的门。
闻捷一天没有出门,在家静候。他穿上当年到阿尔及利亚访问时制作的蟹青色西装,挺拔俊俏,神采飞扬。当戴厚英向他述说自己的感受和决定时,闻捷高兴地抱起她,转了一圈又一圈。接着,他们便商量着结婚的事。他们字斟句酌,终于写好了一份结婚报告,他们准备明日一回干校,就把这交给工军宣队。
闻捷与戴厚英的结婚报告递上去了,工军宣队不仅不予批准,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再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闻捷。
两个月之后,戴厚英被安排去吉林接受再教育。动身之前,闻捷打算跟她一起回上海,到照相馆照一张合影照片,以示永不相忘。可是工军宣队突然宣布布:闻捷不能走,必须留下值班。
1970年12月29日,农场就闻捷的恋爱问题召开批斗大会,张春桥在一份小报告上亲自作出“批示”,诬蔑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依据张春桥“指示”,批斗会上,一帮人对闻捷进行了轮番粗暴的叫骂,极尽最卑鄙的手段来侮辱他的感情和人格。
12月31日,根据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旨意,批判闻捷的大会终于召开。一阵有组织的批判发言之后,军选队的连长宣布:“这是一场改造与反改造、腐蚀与反腐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文艺黑线的死灰复燃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反扑。”
他还说:“闻捷是什么东西?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这样的人还配谈恋爱?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在舆论的高压下,他俩打算将恋爱转入地下,他们的秘密相会又持续了一个星期。
军宣队的连长再次向戴厚英发出警告。
1971年 l月12日,上海市文化系统召开大会,传达了刚刚结束上海市党代会精神。传达中,他们的恋爱又一次被作为文艺黑线复辟的典型,遭到更加激烈的批判。
“红色恐怖”下的上海,到处都是监视者的眼睛。闻捷有“专人保护”,戴厚英更是寸步难行,他们再也没有了见面的机会。
1971年1月13日凌晨,闻捷把遗书写好,又折好,放在熟睡的、未成年的、仅仅15岁的小女儿的胸前。他轻轻地吻了吻女儿的额头。又过了一刻,他小心地用纸将女儿房间的门缝糊得严严实实,然后把门关紧。接着走进厨房,他毅然打开了煤气的开关。。。。。。
1978年夏,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为闻捷平反,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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