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端诚《枫韵集》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王端诚是我上世纪50年代在重庆第一师范学校同学，我比他早一年级，而他又与我同年，却整整大我一月。我们的交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怎么说也是非常难得的。除了这一层关系，我们还有不能割舍的诗谊：不是一般的诗友，而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这是因为近年来我们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确立了完全一致的观念，共同在“东方诗风”论坛活动，创办《东方诗风》诗刊，全心全意致力于格律体新诗的事业，为我们钟情的中国新诗的未来而奋斗。再说，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重庆文学》编辑部、重庆市诗词学会、“东方诗风”论坛都与我有关，叫我做这个主题发言，于公于私，我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一个人一生要面临许多选择。有的选择对于他至关重要。然而我和端诚的前半生只能“被选择” 。到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主选择的时候，他做了两个有意义的选择：一是为创建重庆诗词学会努力，连续担任了该学会几届领导人，直至前年换届；二是在国诗创作取得显著成绩之后，以主要精力投入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于2007年和最近一连出版了《秋琴集》和《枫韵集》这两本堪称当代格律体新诗力作的诗集。这是贯串他终生的诗歌生涯的一次“华丽转身” 。
如果说端诚的第一次自主选择与诗词复兴大势的推动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出自对诗的爱好，而爱诗是出自天性；那么，第二次选择，某种意义上的老年“变法” ，在诗的类别上的着意倾斜，则是由于理性的指引使然：对中国诗歌发展方向的认识，对格律体新诗理论的服膺，对暂处弱势的格律体新诗前途的信心，导致了他自己诗歌事业的战略转移。
在20世纪10年代，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满请的覆亡，政体的替换，以及西方世界的强大影响，催生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而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撇开思想内容不谈，文学革命的外在标志就是其语言载体由文言变成了白话。就诗歌而言，其特殊性还在于以“新诗”取代了（尽管不彻底，历史证明也并非永久）传统的诗词曲（下文称“国诗” ）。
在新文学领域，散文与小说的变革可谓风生水起，成绩斐然；而戏剧则是新兴的话剧、歌剧与形形色色、遍及国中的戏曲和平共处，平分秋色；唯独新诗呈秋风扫落叶之势，几乎一统天下，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却至今备受指责，没有取得广泛的认可。在其年届半百之时，毛泽东一句“迄无成功”使它灰头土脸，年近百岁，季羡林又对它丢下一枚重磅炸弹，说它“是一个失败” ！当然这种极端之论不无武断色彩，却也叫使一直反感新诗的人们如获至宝，拍手称快。
近20年来，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是国诗的复兴蔚为奇观，势不可挡，二是格律体新诗的再起显现活力，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原本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体新诗虽然自我感觉兀自良好，而实际上却因欧风西雨的猛烈袭击而呈现衰像，以致背离读者，几成“弃儿” 。读者流朝着古今两种格律体诗歌奔涌而去，正是自由体新诗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个爱诗者何去何从，便颇费踌躇。本来，新诗人早有“勒马回缰写旧诗”的先例，“金盆洗手” ，改换门庭的也不在少数。我就知道好多“先锋派”如今都做了书商呢。然而端诚却在国诗复兴的“大好形势”下，毅然放弃了轻车熟路，改事格律体新诗创作，不惜以宝贵的晚年余力奉献给格律体新诗，是什么原因呢？他立足于对当今中国诗坛总体态势的考察，认为三大体系中，自由诗已被证明无力引领汉语诗歌的新潮流；国诗可为“偏师”亦无望成为主力军；唯有格律化是新诗冲破困境、得以新生的通衢大道。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态度为什么那样地坚决了。这样的估量当然还得由未来的事实来检验其是否正确，但是我们对于他的独立思考，自主抉择，以及卓有成效的努力，不能不表示赞赏。尤其是我本人，作为他的老友，几十年来一直钟情于格律体新诗的探索者，更为增加了他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而由衷地感到喜悦。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规律是每一种诗体都产生于民间，与音乐交融在一起，流传于世。然后，文人介入，作为文学的诗得到完善和提高，等翅膀长硬了又离音乐而独立。再者，每一种新的诗体都不是取代前一种流行诗体，而是与之并存共荣。如此周而复始，诗体越来越丰富。再则，中国乃至外国诗歌，在美国惠特曼创始自由诗之前，都是格律诗。自由诗的历史，迄今也不到两百年。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必须纠正，就是只把近体诗称为格律诗。事实上，不但后起的词、曲都是十分严谨的格律诗，就是近体诗之前的所有古典诗体，都是格律诗，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有无格律，而在于格律宽严的程度，格律因素的多寡。由此看来，中国自由体新诗的产生与大行其道，是既违背了诗歌发展的规律，也违背了诗歌自身的文体特征，难怪其道路荆棘丛生。从长远来看，格律体新诗因其具备诗歌自身的文体要素，符合中国读者的传统美学心理，才有远大的前程。我相信，端诚的选择，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绝非盲目的行动。
对于端诚格律体新诗的创作出就，会前我已经先后读到了师运山、宋煜姝和熊辉的论文，他们都不约而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就不再饶舌了，相信今天到会的诗友们都会所见略同。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端诚的成功除了他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之外，也得天时之利。
这所谓天时，就是新时期格律体新诗的再起，为他的成功创造了客观条件，诗歌论坛又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作品能够发表，得到批评，这就得到鼓励，提高了兴趣，刺激了灵感，使得诗作源源不断地产生。而新时期格律体新诗的建行、组节、分类理论的臻于成熟，也使得本来就对诗词格律能够熟练驾驭的端诚运用起来灵活自如，毫无挂碍。他的诗集就是按照格律体新诗的谱系编排的，立体地显示了格律体新诗美丽可爱的面貌，可以犹如教科书起到示范作用。
端诚转向的成功，以丰富的体式雄辩地证实了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性，有利于打消“格律束缚思想”的误解，无异乎在格律体新诗的路标上刻下色彩鲜明的大字：此路可通！他以创作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还有力地证明，格律体新诗与国诗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国诗能够成为同往格律体新诗的天然津梁。我以为，除了端诚作品的自身价值，这种“附加值”也具有很重的分量。
今天，我们举行这次研讨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一次庆功会，一次为格律体新诗摇旗呐喊的助威会。但是必须看到，目前我们的队伍还不够强大，我们的基础还比较薄弱，确立新诗格律的目标还十分遥远。但是，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仍将上下而求索！格律体新诗的事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崎岖之路，迎来了来之不易的春天。我们坚信，她最终必将功德圆满，修成正果，为伟大的中华诗国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 | 
发表于 2011-1-22 15:0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