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dgls 于 2012-9-27 15:1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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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寒超的诗学观
一、今天的中国诗歌应以新诗为主，旧体诗当然也可以写，但不宜提倡，可提倡的是，总结旧体诗，从诗的质的规定性要求看还具有强大而悠久生命力的艺术传统融入新诗中，以确立和健全新诗的自身传统。这意味着：旧体诗须要总结经验教训，新诗要改革。 二、新诗应大力引进域外资源，吸收全人类的诗歌传统经验，充实自身的艺术思路，健康地确立自身的表现格局。但这是为我所用，不能屈膝膜拜，照搬仿效。让那些喜欢回忆自己如何模仿西方某大诗人某一首诗的韵式、如何照搬他们的意象诗语、如何巧妙化用他们的构思之类言说少招摇过市。 三、诗创作中少强调一点经验的传达，多总结一点体验的表现。要谈经验的传达，必须谈经验如何从境界中显示，也就是说，要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微妙感受中提炼出“真意”，也即属于智性的经验，这就能避免诗创作中理性的占山为王。 四、新诗的语言要避开文言、白话、口语的言说，要从诗学的本质要求上去思考。诗歌的语言应该是隐喻的语言，而不是逻辑的语言。新诗基本上属于逻辑的语言，所以散漫、缺乏意象化的感性功能助长了理性推论的诗思表达。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未来新诗要接受古典诗歌语言的传统，以隐喻语言为基础，隐喻语言与逻辑语言相交融。 五、新诗形式必须规范。自由诗可以写，但它不能是惟一的形式。要探讨现代格律诗，更要探讨词曲长短句节奏的自由格律诗。 六、为了建设和谐社会，要复兴新诗中的古典主义传统。 五
在骆寒超六十多年的诗学研究生涯中，除了诗学理论研究，伴随他的还有一生执着的，锲而不舍的新诗创作实践。正是新诗创作的切身体验，支撑了他以更加宽阔的视野进行诗歌理论研究与批评。
2010年出版的诗集《白茸草》，共收录了作者241首新诗，按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2000以来的顺序排列，基本反映了诗人一生的诗路探索历程。《白茸草》的后记中说:“从反映自己诗艺探求那种复杂混乱的角度看，80年代从《生命路》开始的那批自由体诗，从《塔玛拉》开始的那批格律体诗，倒也值得一读。”
1980年代，骆寒超已有写格律诗的自觉，特别是一批貌似抒唱爱情的人生慨叹诗，特别讲究格律，如《塔玛拉》、《幻望》、((碧色的辽远》、《缱绻》、《路亭》等。这时，诗人在语言上也开始实验自己的主张。他说:“新诗当然要立足于用现代汉语写作，但必须在与古汉语作双向交流中去完成现代汉语诗性化系统工程建设。”（《骆寒超诗学文集》第10卷，第449页）
90年代的诗有102首，几乎占全卷诗的一半，诗最多，可体式最少，就两种，除了每首五节四行体的《东欧诗抄》外，其余92首都是十四行诗。不过，这些十四行诗被他自己称为汉式十四行，体式的种类却颇为繁多：有24首不分节，十四行一气呵成的；有26首分两节，形成7, 7式的；有24首分4节，又有3种体式，4, 3, 4, 3式11首，4, 4, 4, 2式12首，5, 4, 3, 2式1首；有18首分5节，又有2种体式，2, 4, 2, 4, 2式11首，2, 3, 4, 3, 2式7首。另外，7, 7式十四行诗和4, 3, 4, 3式十四行诗差不多又都是同构体诗，即7, 7同构，4, 3与4, 3同构。这还只是在一首诗的内部行与行之间句式语言的对应同构。同构体在这儿的又一发展是在不同的几首诗之间形成同构。如《鹤鸽天》、《浪淘沙》、《凉州词》、《霜天晓角》四首同构，《苏堤春晓》、《柳浪闻莺》、《南屏晚钟》、《平湖秋月》、《雷峰夕照》五首同构，等等。写诗时要考虑每一行与其他诗的语言句式对应同构，增加了遣词造句的难度。第一首还算好写，后面的诗要以此为样板，句句同构就难多了。同构的几首十四行诗放在一起，并成一组，格式一样，像一束花，看着都爽心悦目。 由于这些诗本身就是同构体，加上诗篇间的同构，成了同构叠加，诗人把同构体这一结构方式在其诗体创造中发挥到了极致。
骆寒超曾与唐提、岑琦合出过一本“汉式十四行诗”《三星草》，由他执笔写的序中说: “我写了一百首十四行诗，但我只爱这个洋诗体的十四行诗：我爱在这个容量里翻出种种新花样——用各种章法结构、各种声韵节奏来写我的十四行。我尝试过‘4442’、‘4433’、‘4343’、‘3434’、‘77’、‘24242’、‘23432’等型号的诗节组合，甚至还尝试过全首诗不分节的；我讲究组织的匀称，以达到平列强化、对比烘托、转折递进的效果；我对诗行顿数的规范要求很严，音组型号竭力控制在三字音组、四字音组之内，很少越轨。”
他强调指出：“我们认为新诗不管怎么说总是要走律化之路的”，“具体点说，应把律化之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在约束中显自由，在自由中显约束。只有做这样的双向交流，才能使运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求得形式的规范化定型。” | 
发表于 2012-9-27 15: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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