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发表了桑士达的《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
一文，并还出乎意外地加了一段颇长的编者按：

诗是文学的精灵，中国新诗百年即将到来之际，社会各界对新诗创作现状十分关注。诗为心，人间需要好诗。诗为史，伟大的时代需要诗神“合为时而歌”。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中国是诗的国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诗歌当然不会缺位，更不会被遗忘。我们在此刊文对中国新诗创作得失和新诗体构建进行探讨，同时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对中国新诗创作和建设贡献真知灼见，以期重振诗歌雄风。

不了解事后是不是有读者响应号召，参与讨论。只知道广州的《华夏诗报》与今年2月15日在头版全文转载此文，并刊发相应消息，黑体标题为《建设中国新诗体为新诗的大繁荣重振新诗雄风》。此外，在诗人高平的博客里看到“菊岭耕夫”的一条跟帖：“我非常赞同201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呼吁。”

时过半年，《银河系》为此组织笔谈，虽嫌迟缓，也许于事无补，毕竟聊胜于无。

在我看来，桑文与编者按的关键词或中心词都是“新诗体”，或者再加上限制词“中国特色”。或曰，新诗——往往被误为“自由诗”的同义词——相对古典诗词不就是一种“新诗体”吗？诚然，这是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废名早就有“新诗是自由诗”的宏论，并被许多诗界人士视为圭臬。果如是，那就不需要再“创建”了：桑文是百分百的无的放矢。

1983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会议期间某一个下午，安排了一次“扩大会”，把未能到会的一些重庆业余诗人请去与知名诗人们见面，可以提问求答。我也有幸应邀出席，斗胆提出了我关心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今称“格律体新诗”）的问题，希望能听到哪位知名诗人的意见。哪知我的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绿原先生似乎不假思索，马上做了否定现代格律诗的回答。他的大意是，新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格律问题，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形式。这不正好与废名的名言如出一辙吗？在绿原们看来，已经有了自由诗，就再也不存在什么建设新诗体的必要了。从闻一多开始，建设新诗格律的努力也就被一笔抹杀了。

我的问题显然并不能像绿原那样回答；否则，我的提问也就是无的放矢。正如桑文所述，毛泽东曾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更认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百岁老人季羡林晚年也下了个令人不快的结论：新诗是一个失败！现在权威人士的话当然早已不是什么金科玉律，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吧？桑士达使用的“衰落”一词似乎显得刺眼，却反映出，现今新处于边缘化地位是不争的事实。

当下中国新诗的问题相当严重，存在于两个方面，即精神层面与形式层面。因为桑文着重谈的是诗体，新诗在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姑且不论。桑士达尖锐地质问：“在中国当代诸多文体中，为什么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然后自问自答，这是因为——

“长期以来，一些刊物刊发的大多数诗歌味同嚼蜡、不知所云，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一言以蔽之，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

既然如此，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路在何方”的问题。桑士达的回答是“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老老实实地走到毛泽东、鲁迅所指出的诗歌发展正路上去，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这里他显然犯了一个错误：鲁迅只是提出过关于新诗形式的意见：“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而“三结合”是毛泽东多年后提出的方案。

鲁迅的几点要求，我以为正是以中国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的自由诗应该做到的，是诗之为诗的形式保证，对于改变自由诗除分行外完全没有诗的文体特征的现状大有裨益。可是翻开目前文学杂志的新诗版面，连押韵的诗都几乎成了凤毛麟角，遑论其他！

新诗丧失了一种文体应有的是与否、好与次的判断标准，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是一些业界人士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心安理得，甚至还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状态，岂不悲哉！

而毛泽东的“三结合”主张，我以为经过1950-60年代诸多诗人的实践，也已经证明“此路不通”。道理很简单：古典诗歌以文言为语言载体，民歌与自由诗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二者如油与水，实难融合；而古典诗歌与民歌大多采用以“三字尾”为主的五七言句式，新诗大多以双音词收尾，同样难以融合。与其说“结合”，不如说新诗应该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养料，使之适合中国水土，犹如马铃薯与番茄之成功“驯化”为土豆与西红柿。

虽然“三结合”的实现看来遥遥无期，然而我认为“三并存”作为中国新体诗是三大支柱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前景。诗人创作民歌体作品早有成功先例，长诗如《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短诗如《马凡陀山歌》。如今也不排除以民歌形式写出佳作的可能性。

再看传统诗词吧。清末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人，倡导诗界革命，主要着眼于思想内容，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是另起炉灶，废除其形式。前者实际上是追求其内容现代化，这个任务在百年来的曲折发展历程中逐步取得了进展，事实证明，诗词是不可能通过什么力量打倒的，其对于新生活、新事物的适应力是十分强大的，从1980年代以还的诗词复兴得到了雄辩的证明。当代诗词的发展可以说从诗人、读众、组织、活动的多寡、传播的平台与范围等诸多方面对新诗形成了“挑战”。诚然，这不在“新体诗”之列，却是诗歌版图不可或缺的一方领地。

再看新诗。“新诗是自由诗”的观点错在哪里呢？因为在逻辑上以偏概全，完全无视那种讲究一定格律的新诗的客观存在。考中国新诗历史，几乎与其诞生同步，就有人研究新诗的格律建设，并且在其第一个十年里形成了潮流，产生了与自由诗、象征诗呈三足鼎立之势的格律诗派（朱自清的论断）。此后，虽然历经坎坷，但是创建崭新的中国新诗格律的努力一直不绝如缕，代不乏人。格律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要素，也是中国诗歌读者的审美基因，自由诗有违于此，就是它立足不稳的原因，也是新诗没有格律，却需要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原因。1950年代何其芳提倡“现代格律诗”因为指出民歌的局限性而遭受挫折以后，到了1970年代末期，蒙思想解放运动与网络普及之赐，新诗格律建设旧事重提，并且得到长足发展。“东方诗风”论坛与“中国格律体新诗网”都是以此为己任，其同名纸刊皆已出版5年，影响不断扩大。因为有了当代诗词的复兴，仍称“现代格律诗”已经容易混淆，遂被更名为“格律体新诗”。这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体诗”。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体诗当然并非只此一家。在诗词复兴的同时，对其严格的格律予以放松，也可以形成一种很有前途的“新体诗”（有诗家称为“解放体”）。其具体操作方式是：保持诗的五七言为主的句式，而放宽平仄、对仗要求，使用现代音韵；词、曲则保留原有段式，使用新韵，舍弃其他格律因素，还可以采取“自度曲”方式创作。2011年在江苏南通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新体诗”研讨会，成果颇丰。

就是自由诗，本来也是一种“新体诗”，惜乎这种外来“物种”谈不上“中国特色”。如果鲁迅所希望的那样，改变目前极端散文化的态势，由放逐音乐性而促使音乐性的回归，也未尝不可以纳入“中国特色新体诗”的范畴。

总而言之，“五四”文学革命在诗歌领域，主要是破坏，而缺乏建设。正如成仿吾所言：新诗是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剩残砖破瓦，没有建起新的大厦。此言甚是，就形制而言，这“新的大厦”不就是尚未完成的新诗文体建设吗？那么，建设“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正是21世纪必补之课。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此其时矣！

中国传统诗歌格律由简到繁，由宽到严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诗、词、曲为主干的庞大诗体系统，诗词曲又各有若干分支。中国当代诗体也应该是一个多元、丰富的体系。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状况，有希望形成涵盖以下各体的形式的系统：

以文言为载体的诗歌：严守固有格律的诗词曲

                   “解放体”诗词曲

以白话为载体的诗歌：自由体新诗（回归音乐化的）

                    格律体新诗（包括齐言整齐体、参差对称体、二者并存的复合体）

                    诗人创作的民歌体作品               

苟如此，则幸甚：诗歌之幸，诗人之幸，读者之幸，中华诗国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