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dgls 于 2011-2-6 23:43 编辑
四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京,当时局势很乱,北平学界的朋友们因为环境关系纷纷离开故都。上海成为比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这地方。
胡适从美国回来,绕道日本,到5月底回到上海。叶公超应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之聘,来到上海,任暨大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和妻子季淑方在新婚期间,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有余上沅夫妇。徐志摩和新婚的妻子陆小曼也正好到了上海。
暨南大学新迁到上海,提格为国立大学,急需人才,梁实秋、刘英士、丁西林、饶孟侃等人,也先后汇集暨大,一时间暨大成了新月派的大本营。
潘光旦是前一年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在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当教授。同年冬闻一多也从北京来到上海,任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1927年4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下令封闭政治大学。闻一多暂住潘光旦家中。饶孟侃这时也来到上海,住在潘光旦家中。
这样一群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要是不弄成点事儿,可才怪呢。
他们要办个书店,定名为新月书店。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现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张滋阄先生是一百元的大股东之一),在环龙路环龙别墅租下了一幢房屋。余上沅夫妇正苦无处居住,便住在楼上,名义是新月书店经理,楼下营业发行。当时主要业务是发行《新月》杂志。参加业务的股东有胡适之先生、志摩、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和梁实秋。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这一群人,并无严密的组织,亦无任何野心,只是一时际会,大家都多少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期然而然的聚集在了一起。
《新月》杂志的创办要迟些。倡议者是徐志摩,最初邀集了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孟侃、刘英士。杂志定名为《新月》,奔走最热心的是徐志摩和余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
1928年 3月 10日,装帧设计十分别致的《新月》月刊在上海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了,这意味着后期新月社的正式开始。
后期新月社确实是极一时人才之盛。在创作上,他们很努力,也很执着,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文艺事业自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谈文学,一切主义俱属空谈。重要的是作品。”梁实秋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文艺而论,《新月》走的是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利用文艺为工具也未尝不可,不过不能认为那就是文艺的唯一的正当用途,更不能喧宾夺主的排斥正常文艺的作用。不要误信什么‘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分法,这是晚近的硬制造出的一种衡量的标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原是指十九世纪末的颓废派的主张而言;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则文学史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凡是文学都与人生有关。没有人生还谈什么文学?不过人生范围很广,除了政治经济等要素之外还有别的美好的境界。《新月》没有偏执,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同时也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
《新月》月刊自 1928年创刊,到 1933年6月停刊,其间始终未曾间断,共出了四卷四十三期。这四十多大本刊物中,主要收载了诗、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各体创作,可谓洋洋大观。与此同时,新月书店的生意也堪称红火,胡适出版了畅销一时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闻一多出版了同样畅销的诗集《死水》;徐志摩出书最多、也拥有更多的读者,象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等,都是一纸风行使洛阳纸贵的著名作品。优生学家潘光旦出版了《冯小青》、《家庭问题论丛》、《人文主物学论丛》,陈西滢出版了《西滢闲话》,凌淑华出版有《花之寺》,陈衡哲出版有《小雨点》,沈从文出版有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及短篇小说集《密柑》与《好管闲事的人》等。另外,丁西林的《西林独幕剧》、陈梦家的《梦家诗集》、《新月诗选》,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余上沅的《国剧运动》、以及徐志摩、沈性仁译《玛丽玛丽》、伍光建译《造谣学校》、《诡因缘》、顾中彝译《威尼斯商人》、刘英士译《欧洲的向外发展》、陈西滢译《少年歌德之创造》等,都在新月书店先后出版。
据近人统计,新月书店开办的几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近百种。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遭遇空难,英年早逝。天才诗人的猝然离世迫使《新月》于1933年停刊,“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维持,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于“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国文坛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就这样结束了它十年的活动历史。
五
新月社在新诗形式领域的贡献最大,其诗人被成为新月诗派,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于1931年9月出版,收录了“新月派”18位诗人的80首诗,这些作品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新月诗人的艺术风格。
新月诗派的艺术探索,在形式方面吸收改造古诗和西洋诗的格律,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字句组织上的:他们没有存心倡导形式运动,即《晨报·诗刊》发刊之前,他们也不甚讲究此点。但自《晨报·诗刊》起,即孑然不同,字法,句法,章法,无往而不欧化,现在分别检查如下:
甲,字法:这是与想象之运用有很大的关系的,一方面因他们用新的经验作底本,一方面又因他们充分运用想象,所以就产生了许多新鲜的辞藻,和别致的使用法。这在闻一多的《死水》里最多,俯拾既是。整个《死水》那首诗,就是很好的例。现在举几个具体的在下面:
1、名词方面的如:
你看太阳像眠后的春蚕一样,
镇日吐不尽黄丝似的光芒;
和
呵,不要探望你的家乡,朋友们,
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
2、动词方面的如:
假如落叶像败阵纷逃,
暗影在我这窗前蜱睨;
和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
3、形容词方面的如:
这灯光,这灯光漂白了四壁;
这贤良的桌椅,朋友似的亲密;
和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乙,句法:以行为诗的单位不以句为单位,这也是西洋化的一个特色。一句可以写成几行,韵脚在行末而不是在句末,如: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丙,篇法:一篇诗分成几章,每章几句,在中国,虽然《诗经》中有这例,但后来就渐归消灭。新月派的这种每篇若干章每章若干句,和各章相叫应的篇法,(这种例多得很,无论翻开那个新月派诗人的集子,都可找到,兹不赘举)实在并非从《诗经》来,当然也归结到欧化。
二、韵律上的:这一方面也是。在形式运动之前,他们写的是自由诗,音韵极无规则,闻一多的《红烛》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是例。至形式运动开始之后,就完全变了:
甲,音数的限定:因为西洋诗各行的音数有一定,所以他们写诗各行音数也有一定,隔行相等或每行均相半。总之规律极严,其极端所至,竟产生了"豆腐干诗"的特殊称谓,现在我们一提起"新月派诗"首先唤起的意义,还就是"豆腐干诗",其次才是规律严整。可见他们对这原则,是如何地重视和努力过了。豆腐干诗,在徐闻等作品里倒还少,后来新月成派,才慢慢地多起来。现在随便举个例: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苍鹭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乙,韵脚的创格,在中国旧诗里,两句一换韵的诗很少,近体固绝无,既古体中也少见。但新月诗里,我们看到两行一换韵的。如:
你我千万不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记在上帝跟前起了誓。
我不仅要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旧诗中隔行换押的也没有,这当然也是西洋式的。例如:
我捡起一支肥圆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
在月下秋雪庵前。
还有隔几行遥押,那更是簇新的玩意。如:
我说朋友,你见了没有,那俘虏,
拼了命也不知为谁,
提着杀人的凶器,
带着杀人的恶计,
趁天没有亮堵着嘴,
望长江的浓雾里悄悄地飞渡;
他们拿西洋诗各种体裁来试验,甚至连一整篇都仿制过,比如闻一多的《收回》和孙大雨的《诀绝》、《回答》和《老话》,都是商籁体的移植。
三、诗行排列上的:以严格意义上的字数相等为基础,诗行排列犹如整整齐齐的豆腐干,所以人称“豆腐干式”。闻一多的《死水》为其代表作品。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曰:新月社是新月诗人探索实践新诗形式的主要阵地,对新诗的繁荣,特别是新诗格律化的贡献,硕果累累,无可匹敌。
新月社率先打起了新格律诗的大旗,批判了新诗的自由化倾向,为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月社的成员是一群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严谨的组织,只有共同的建设新诗格律的理想,只有共同的建设新诗格律的行动。这么多学识渊博的学者诗人,不约而同地为建设新诗格律付出心血和汗水,表明新诗格律化是新诗发展的历史选择。
新月诗人的新歌律诗探索,意义深远,但不算太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彻底解决音节与节奏的理论问题。古诗追求形式的整齐,新诗也追求形式的整齐。但古诗运用的古代汉语以实词入诗为主,而新诗所运用的现代汉语很多虚词也入诗,解决不好现代汉语虚词入诗的节奏的理论问题,“豆腐干式”的格律就是死胡同。所以,无论抓住一个什么人问他新月派诗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他会毫不迟疑的答复你道:“豆腐干式。”“豆腐干式是好是坏?”“不好。”“为什么不好?”“单调。”“什么单调?”“因为豆腐干式。”普通人所能答的到这里就为止,他们再解释不出其根本的原因。成也格律,败也格律,新月诗人走不出理论的困境,他们追求的古诗向新诗的转身就算不得华丽。
正是 月落月出新诗兴
人来人往格律盛
参考资料:
《新月派”名称的由来 ——张彭春与“新月派”》 龙飞
《新月社若干史实考辨》 付祥喜
《百年诗歌理论选。新月诗派》 石灵
《徐志摩传》 韩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