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dgls 于 2011-1-24 22:45 编辑
现代格律诗纪事 第七回 贪恋红尘骨头软 追求文章著述丰 死水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话说古人品诗论人，常说“文如其人”，然而这话碰到了周作人，却打了个问号：诗文果真如其品性吗？ 胞兄鲁迅（周树人），铁骨铮铮，横眉冷对千夫所指，被誉为“中国的脊梁”；胞弟周作人，贪恋名利，屈身事敌，甘愿为贼寇所驱使。同为一母同胞，同是著作等身，若论品性，何其异也！ 周作人， 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一见面，来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19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 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他虽然并不以诗名世，但在新诗开拓者中却是资格较老的比较成熟的作者。在最初一批新诗出版物中，《分类白话诗选》(1920。08)和《雪朝》(1922。06)两部新诗选集都有他的作品，后来还单独出版了他自己的诗集《过去的生命》(1929。11)，收入他创作的新诗共27题37首。周作人还积极进行民间歌谣和儿童歌谣的搜集整理。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同时宣布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短短两个月，就收到歌谣1100 余则，以后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选载了148首，一时成为北京大学上至蔡元培校长，下至普通学生普遍关注的盛事。到1920年底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共同主持；以后还举办了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创办了《歌谣》周刊，周作人也被推为编辑之一。周作人1950年2月3日至5月6日在上海的《亦报》上连续发表的72首儿童诗，汇编为《儿童杂事诗》，由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为其中的69首配了插图。歌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格律性。 他是初期的新文学运动中比较成熟的新文学理论批评家，在他的文艺论著中有许多涉及诗歌方面的理论、主张和见解。他的新诗理论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对于新诗发展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 一、新诗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他说：“做诗的人要做怎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思想”，这便是周作人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歌创作主张。 二、新诗要有民族性。周作人号召诗人们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他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部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周作人.《旧梦》序。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3-04-17） 三、新诗要有联想。对于诗歌创作， 他认为，诗人大都是富于“梦想”的。他对诗人的“梦想”，作了这样的解释：
梦想是永远不死的。这梦想既非科学，又非迷信，实不过是一种表示感情和愿望的“ 创作力的活动“（周作人。绿洲九。镜花园。晨报副刊，1923-03-31） 周作人的这一解释，实际上非常精辟地道出了诗歌的“联想”的本质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 。 四、新诗的语言要简练、含蓄。 关于诗的语言，周作人认为，诗的语言“非真实、简炼不可”。如何才能做到简炼呢?那就要在构思和剪裁上、在字句的锤炼上用心了。然而又要不失其自然的风韵，这就很不容易。他自己做的诗，如《歧路》、《高楼》、《秋风》等看似那么平淡、简短的几句，却都是很下了一 点功夫的，所以才那般清隽自然，耐人咀嚼。
与此同时，他又要求诗的语言必须“含蓄”，不能太浅露直白。他批评“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一个玻璃球，晶莹 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就少了一种余香和回味”。而要使诗的语言叫人读了之后，能够有“一种余香和回味”，这就要求诗歌表现上的含蓄，学习、借鉴一些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 周作人自己的诗歌，虽然数量不多，大多能以简练、含蓄的语言表现出“委婉的情意 ”，并且显示出一种“冲淡意远”的独特风格， 五、新诗要向民谣汲取营养。他认为：我们若将《诗经。国风》当作一部古代民歌去读，于现在的歌谣研究或新诗创作上一定很有效用，这是可以断言的。（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之六。文学。晨报副刊，1922-03-05） 六、要学习借鉴外国诗歌技巧，创新新诗的表现形式。对于外国诗歌，周作人主张：第一是学习、借鉴西方诗歌的创作精神和表现技巧；第二是反对奴隶主义地全盘西化。在给《扬鞭集》写《序》时，他就指出：“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是从模仿(外国诗)来的，它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这就是我所谓融化 ……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愈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 。”但是，他却坚决反对丧失掉民族特色和诗人个性的生硬的模仿，他说：“ 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 管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之三。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02-12） 七、预言未来新诗的发展道路。 周作人研究了“五四”以后几年中白话新诗发展的情况后，当时就认为“新诗的道路 不止一条”。(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之十三·论小诗.晨报副刊，1922-06-21、22)他指出，白话新诗中既有“有韵新诗”，也有“不叶韵的”；而“有韵新诗”，有的是“白话唐诗”，有的是“词曲”，有的是“小调”。他认为那些不叶韵的，虽然也有种种缺点 ，倒还不失为一种新体——有新生活的诗，因为它只重自然的音节，所以能够写得较为 真切。由此，他便“悟出白话诗的两条路：一是不必叶韵的新体诗，一是叶韵的‘白话唐诗’，以至‘小调’”。 他说这自然只是“一般的说法”；而“至于有大才力能够做有韵新诗的人，当然可以自由去做，但不要像‘白话唐诗’以至‘小调’为条件。有才力做旧诗的人，我以为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苏、黄或任何人为条件”。 其基本主张是 ：一面强调文学的继承关系——包括中、外文学遗产中一切优良的有价值的东西；一面又强调文学的创新——自己的个性的表现，并要将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他不像一般“五四”新文学运动者那样全盘否定旧诗的传统，而是主张“ 扬弃”，并且预言：注意到“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对偶的可能性”，觉得“国语文学 的趋势虽然向着自由的发展”，却也有可能“炼成音乐与色彩的语言”——“只要不以词害意就好”，这在力求破除旧诗格律的当时，不啻是很有见地的一种预言。 周作人当时就预见到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这两种新诗形式发展的可能性，并根据汉语的特点， 特别指出“炼成音乐与色彩的语言”是可行的——新诗人应该在追求新诗的语言美和形式美方面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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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4 22: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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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4 22:5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