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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人以1959年毛泽东主席对梅白说过，“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注：引自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为依据，认为毛泽东不读新诗，否定“五四”以来的所有新诗，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 从他的书信及他同诗友们的交谈看，他读过一些新诗，他的许多意见是切近事理，有感而发的。就他所读新诗而言，1938年柯仲平的长篇自由诗《边区自卫军》，他看过，并把它推荐给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在该刊第41. 42期刊发)。他的同窗萧三的诗他也读过，并给萧写信：“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此外，受《讲话》影响并经他指点，艾青深入群众写枣园劳动模范吴满有的长诗《吴满有》，曾在1943年3月9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整版刊出，他不会不看。 建国后他看的新诗可能不多。但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等的新诗多少读过一些。袁水柏用自由体写的讽刺诗《摇头》，他看后称“写得好，你应该多写些”。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他也看过。在武汉与梅白(湖北省委副秘书长)谈新诗时，他称郭“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并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以前我总觉得新诗不好，前天在这里游泳，竟然听到有人背诵郭小川的‘我号召。。。。。。’这个小朋友，他竟敢说‘我号召’ ! 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自己说过‘我号召’”。 在读过一些新诗后，他/对新诗的散慢，太自由化，是不满意的。在他看来，新诗还没有成形，没有民族形式，散文化，不精炼，缺少韵律，与民族诗歌传统和读者欣赏习惯相左。所以他曾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谈新诗时和1959年夏同梅白谈郭小川诗时，先后两次不无风趣地说：“我不看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也不看”。建立新诗形式，他认为起码应注意三点：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族的基础上发展新诗。 有兴味的是，毛泽东的新诗形式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观点颇为相近。1934年鲁迅致《新诗歌》编者窦隐夫信说：“新诗首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使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出来；唱不出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两位伟人的观点虽各有侧重，但相同处是，新诗形式要达到顺耳、顺口、顺心的目的，就必须有节调、押相近的韵。毛泽东在古典诗歌和民族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就是就其有节调、押相近韵且精炼整齐而说的。 五 毛泽东对民歌情有独钟，他对新诗形式问题的思考，虽然立足于两条路子，但他在论述是明显还是把民歌放到了古典的前面。 1958年春天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成都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还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发给大家，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毛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毛还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其实，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要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重视工农兵群众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是不对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毛泽东亲自号召发起了新民歌运动，开了一代诗风。那时，各地民歌浩瀚汪洋，全民皆诗人。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指出：“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1965年在给陈毅谈诗的信中，又一次对民歌的成就表示赞赏，指出：“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毛泽东在谈文艺问题时，总是高兴地指出民歌的成就，说民歌由四言发展为五言，最近七言又多起来了。毛泽东还指示要编一本《新诗韵》，专作为写新诗之用。 从毛泽东对新诗创作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他指出的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应成为我们探索新诗形式时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时，明显把民歌摆在了古典的前面。 在毛泽东新诗民歌基础观的影响下，新诗人在创作实践时，主动积极向民歌学习，主要向民歌汲取营养，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李季写出了《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阮章竞写出了《漳河水》，贺敬之写出了《回延安》，闻捷写出了《天山牧歌》等等。 六 毛泽东曾很想就新诗的问题作一次长谈，可惜未能如愿。1961年12月26日，他在致减克家》的信中曾谈到过这个问题，说他一是很忙，抽不出时间来，二是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直到1963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他写出了一篇题为《八连颂》的诗，人们才仿佛觉得他是在用创作实践对他两年前所说的需要加以研究的新诗问题，作另一种形式的间接性回答。因而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的一次新诗试验。 八连颂 毛泽东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 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八连颂》是一首新诗。诗中的句子以三言为主体，只末尾两句为七言。形式自由，句数不限，平仄不论，押韵自由，但有一定规律。因此，《八连颂》不是一般古体诗中的杂言诗。它是诗人毛泽东针对以往新诗所存在的不注意反映民众生活、形式太散漫、太自由化、不好背、记不住等缺点，而特意创作的一首“精炼、大体整齐、押韵”的全新的诗歌。也就是说，它是一首诗人借用传统蒙学《三字经》的韵体形式，运用民歌明白晓畅易懂的长处，吸收古典诗词中词语精炼简洁的特点，而创作出来的一首节奏明快、短捷有力的新体诗。因而我们说《八连颂》，是毛泽东为发展新诗所作的一种大胆尝试。 曰：毛泽东不是职业诗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尝试创作大量的新诗，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系统研究新诗的形式。他以一个饱受中国诗词歌赋熏陶的诗人的敏感，直觉地认定新诗的出路，应该是民歌和古典的结合而孕育出的新诗体，并积极组织发动了新民歌运动，推动了新诗形式向民歌的靠拢。毛泽东对于新诗形式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可否认的。 毛泽东对新诗的发展是不满意的，认为现在的新诗不成形。他对新诗难以认可的原因主要是“新诗太散漫（“太自由化”），记不住。”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的新诗因为没有格律，所以不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要建立新诗形式，他认为起码应注意三点：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 毛泽东对新诗出路的思考对新诗的发展是具有路标作用的。但是我以为白璧有瑕。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我觉得，他的观点中民歌和古典的摆位有偏差。民歌对于正统诗体的僵化元素的蜕变作用不可否认，但若把传承了几千年的诗体作为民间歌谣的附庸，显然有喧宾夺主之嫌。虽然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优秀民歌体新诗，但对于新诗格律化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鉴于毛泽东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影响，导致后半个世纪的新诗格律进程始终没有跨上康庄大道。 我以为新诗的出路，第一是古典，第二是民歌，两者结合孕育的新格律（以古典为主体，汲取民歌的营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统新体格律诗，才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正是 主席也是诗中人 为求新律多费心 参考资料： 《毛泽东与新诗》 何联华 《毛泽东的一次新诗试验》 吴慧颖 《关于毛泽东新旧诗观及新诗形式论的思考》 江建高 《毛泽东“新诗主体论”，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 杨 光 金 | 
发表于 2011-12-11 0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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