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诗的盛唐

友人万龙生先生告知《东方诗风》即将出版10年诗选的消息，我很兴奋。昨晚从香港回来，马上浏览43位诗人的247首作品，感到格律体新诗的确在快步前行了。可以看到，格律体新诗近年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上都有长足进步，推进格律体新诗的诗人们留下的足迹是值得尊敬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决定文学形式，诗尤其如此。今人的古体诗（也被称为“国诗”），尽管有不少佳作，尽管会长久存在下去，但是在我看来，它在创作和鉴赏上都是受限的。古体终于属于古代汉语啊。启功先生曾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词是讲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也就是说，好的古体到了唐宋已经写完。不少现代诗人到了晚年 “勒马回缰写旧诗”，旧诗作品也鲜有超过他们的新诗代表作的。双音词和多音词居多的现代汉语，具有当代色彩的新鲜词汇，都会使当代人在古体里感到局促。

近几年古体的勃兴，不但说明古体始终有它的生命力，不应采取“五四”时的过激态度，更主要的，我以为，是新诗的式微给古体让出了舞台。破多立少的新诗必须在“立”字上革命，新诗人必须要有形式感，必须要有融合“变”与“常”的智慧与功力，这样，漂泊不定的新诗才能立于中国大地之上，才能适应时代的审美，在诗坛上充当主角。格律体新诗的成形就是一种必须的“立”，涉及新诗生存与生长的“立”。

新诗近百年的最大教训是单极发展。自由诗作为“破”的先锋，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单极发展就不正常了，尤其是在具有格律诗传统的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流行的这样体，那样体，可以通称为“口水体”。“口水体”以放逐新诗的诗歌审美要素加深了单极发展的新诗与生俱来的危机。

应该提高自由诗，成形格律体新诗，增多诗体。

格律体新诗除了必须是诗（绝对不能只有诗的形式）这个大前提以外，在形式上可能有两个美学要素：格式与韵式。格式和韵式构成格律体新诗的几何学限度。所谓格式，就是与篇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顿的自由诗相比，格律体新诗寻求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诗体。格式很多，无非是整齐节奏和参差节奏，这样产生出无穷多的样式。可以预计，随着艺术探索的进展，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有较多的人习惯的通行格式出现，而这，正是格律体新诗成熟的象征。说到韵式，现代汉语的“十三辙”是比较公认的新诗韵辙。洪亮级的“言前”、“江阳”、“人辰”、“中东”，柔和级的“遥条”、“由求”、“怀来”、“梭波”，细弱级的“灰堆”、“一七”、“姑苏”、“乜斜”，使新诗押韵有了依据。布韵方式就很多了，以四行诗来说，比如偶体韵（ABAB），双迭韵(AABB)，交错韵(ABAB)，连环韵(ABBA)，三行韵(AABA)，随韵(AAAA)，多不胜数。一韵到底还是换韵，也各有其妙。

格式和韵式是相互支持的，对格律诗而言，缺一不可。格式是一种韵式，韵式也是一种格式，它们都是节奏式，节奏的视觉化和节奏的听觉化。著名学者王力在《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上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他说：“仅有韵脚而没有其他规则的诗，可以认为是最简单的格律诗。”这话讲得不对。自由诗代表人物艾青就在1980年新版的《诗论》里加上了一句话，诗要“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体相近的脚韵”。自由诗不少都不规则地松散地押韵，但这些没有格式的诗还是自由诗啊。

格律好像会给诗人带来麻烦，其实给诗人带来的更是自由。写自由诗时的表达诗情无从下手、形式无所依托的烦恼就挥之而去了。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的命运可以从中国诗歌史中找到。中国诗歌诞生以后，从自由体向格律体逐渐转化，一直到南北朝，格律基本定型，随之出现了唐诗宋词这样的古诗高峰。新诗是对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末期古体的叛逆，开始了中国诗歌的现代循环。我们现在正是在新诗的“律前时期”，和南北朝以前的状况相仿，新诗大的走向是可以预期的。尽管在现代汉语条件下，建设新诗的格律有其艰巨性，但是更有其必然性。

走向新诗的盛唐，我们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