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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无疑是2011年中国诗歌界一大盛事，一大利好消息。该院成立以来，即有效地开展工作，不负众望，成绩斐然。今天我从重庆市诗词学会办公室得到赠阅的《中国诗词年鉴（2011）》，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这本年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其内容页当得起这样的好哦厚重。仅仅随意翻阅，就发现一些值得一说的两点，不由不先谈谈。 一 王立平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原来这位大名鼎鼎的作曲家是中国文史馆馆员呢，在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发言登在《年鉴》上。言简意赅，他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中“研究院的研究、创作应该包括新诗”的意见深得我心：。虽然他明确表示自己“和新诗渐行渐远”，并且指出了当前新诗诸多弊端，还是认为，为了它的健康发展不应该把它排除在中华诗词之外。 这使我想到，也许他不一定知道已经有了格律体新诗，能够与传统诗词接轨，从而克服使他远离新诗的那种无韵、念不顺、看不懂的诸多毛病。 再看《年鉴》的目录，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很好的意见，在遴选“当代诗词百家”之余，也设立了“当代新诗名家”栏目，虽然只有寥寥13人入选，而且也不见得恰当，如高占祥、翟泰丰两位官员就显然不够资格，犹如车延高之获鲁奖，到底聊胜于无，也体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吧。 进一步想到，我们的格律体新诗就是应该努力做出成绩，吸引眼球，力争登此大雅之堂！ 令我欣喜的是，在理论文章作者中，我看到了好些认识或知道的先生，他们是知道、理解，以至支持格律体新诗的。 二 关于诗词改革，历来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年鉴》没有回避这一问题。在“理论与实践”栏目中，我读到好几篇言之有理，旗帜鲜明的好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偷懒，就干脆抄录我认可的观点： ——诗歌一开始就是有格律的，比如字数、句型、押韵等等，没有这些限制就没有诗歌这种体裁。 ——凡是速成的东西往往速朽，矫枉过正之后必然是无情的反弹。 ——诗歌一定要押韵，但是要押今韵而不是古韵。压韵是诗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以上见王永明《旧体诗形式创新之我见》）
——“今体诗”（即近体诗，将其迳称“格律诗”是错误的，因为具有排他性，这样就把早前的其他诗体排除在格律诗之外了；遗憾的是，这种错误在本书中屡见不鲜。对此，吾多有批评，但是没有作用，憾哉）···似乎一经定型，就像一个固定的模子，铸出的东西都是一个模样，无法发挥创造性。其实不然。第一，···由于题材不同，以及所采取的角度、手法等等都不同，因而创造出来的作品以外各有特色。第二，（虽然字数、句数有严格限制），但是句法和章法的变化，则是无穷无尽的。第三，（诸多限制、约束）促使诗人强化了创造意识，不得不在法度中求自由，在有限中求无限。（其结果是）即便像律诗这样格律极严的诗体，在历代杰出诗人的手里也不妨碍各自的独创性。（此话有理，驳斥“格律束缚思想”论非常有力，对于新诗界歧视、非难、反对格律的谬见亦颇具“杀伤力”。）
（见霍松林《研究韵文，开创一代新诗风》）
三 在理论、评论中不避争议，让不同意见同时展示，由读者去判析，让时间做裁决。例如田子馥与彤星关于“诗性智慧”的争论，就一共选入了3篇文章，包括田子馥的答辩。 可谓“位高权重”的马凯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求正容变”说，引起了热烈讨论。一些呼应的文章并非简单的表态，而是有所阐发，补充。如丁国成先生以辩证法为指针对之做出解释，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就更进一步站到了哲学的高度；强调“目的都在写出精品力作”，也就阐明了现实意义。 在“评鉴与推介”栏目中，有一些研究成果。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如毛泽东诗词、南社、已故的夏承焘先生的词学、词作都纳入了研究视野，对当前诗词现实也有关注，如新田园诗，孙轶青、霍松林的理论，刘征的创作，诗词创新问题，乃至小如师生唱和现象，皆有涉及。不过，窃以为这一栏目较之“理论与实践”还显得有些薄弱，希望今后的年鉴能够加强。 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以为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对“格律诗”的认识问题，这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我将继续为澄清这一概念而努力。 四、限于时间，《年鉴》的作品部分大多未及拜读，不便发言。不过我注意到一些朋友或有一面之雅者或仅知其名者荣列“百家”，也为他们高兴，在此表示祝贺吧。尤其是陈仁德、蔡淑萍，的确也是重庆的诗词界的杰出代表，更为他们高兴！此外，“百家”中还有少许新诗、诗词兼工的“两栖诗人”，如丁芒、刁永泉、刘征、刘章、高昌、浪波等，这也是好事。我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两栖诗人”出现在这个“榜单”里。我认为，正如评选其他“XX强”、“XX佳”一样，也应该逐年有所而变动，而不能固定或很少变化。其评选也可以采用一些更为多样的方式方法，做到专家与读者相结合。 | 
发表于 2012-4-20 11:4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