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回 中共中央一支笔 笔底生花绣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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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回    中共中央一支笔    笔底生花绣格律

死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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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话说八十年代，借改革开放之风，春潮涌动，万物苏醒，现代格律探索也已江河解冻。没想到，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同志此时竟加入到新格律的行列，为现代格律诗的复兴推波助澜。

二

    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 家有诗教。他的父亲胡启东先生就是一位诗人，长五古、七律，有《寓穗集》、《鞍湖诗存》传世。
    胡乔木，1912年6月1日出生在盐都县鞍湖镇张本村。幼年在村里读小学，192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 (今扬州中学)，1930年考取了北平清华大学。1931年参加革命，1937年7月到达延安。1941年2月起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一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长达25年。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社长（1949年10月1日至10月19日），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75年后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1978年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著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诗集《人比月亮更美丽》。
    1992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遗体于10月4日火化。按照生前遗愿，10月26日将骨灰撒在延安地区。
    1994年，《回忆胡乔木》、《胡乔木文集》出版发行。
    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1.4万件档案资料和4万余册图书，由其子女分别捐赠给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江苏盐城市。

三

    谷羽，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1918年12月生于安徽省东北部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父亲李兴泰是个小商人，经营香烛和杂货。母亲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强自立，要有文化。李桂英在天长读完小学后，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1933年夏，李桂英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进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1934年暑假，李桂英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1935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当时，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1935年10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1936年底，由于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据吴德指示，要李桂英与黄爱民假扮夫妻住机关，在北平分局担任刻印蜡版和送文件工作。1937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多天后，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抗日救亡，谷羽也离开北平。离开前夕，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吴德关照谷羽，如果她进入延安，可去泾阳找杨尚昆联系，并告知了联络暗号。谷羽化装成做买卖的妇女，和平津学生们一起，从北平到了天津，再由天津坐船到烟台。他们搭乘的是一艘运煤的船，上面装煤，人住在阴湿的底舱。在烟台上岸，前往济南，再搭军运卡车来到南京。在南京，学生们分为三路：一路到北方打游击，一路前往大后方武汉，一路奔向延安。谷羽决定前往延安。她于1937年9月辗转抵达延安……
而这也是刚刚胡乔木到达延安的时期，两颗年轻的心逐渐越来越近了。
    据谷羽回忆：有一次，我和胡乔木在路上边走边谈，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这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1938年7月里的一天，胡乔木和谷羽把他俩的事，向主任冯文彬说了一声，那就算是向组织报告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俩就结婚了，住在一起了。
    胡乔木和谷羽在安吴堡结合后不久，被调回延安。他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谷羽则去西安工作，然后又回安吴青训班，直至1939年春，他俩才在延安重逢。正因为这样，他俩才在延安补办“婚礼”。请朋友李昌、黄华等吃了一包花生米，再吃碗面条，如此而已。没有披婚纱，没有戴金戒指，他俩在黄土地上简朴结合，却同甘共苦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在结婚的时候，胡乔木咬文嚼字，依照《诗经》中那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把李桂英改名为“谷羽”。谷羽在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党支部书记。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顾问。1994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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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胡乔木对新诗的爱好是从读《新青年》开始的。从扬州中学到清华大学，他珍藏着一个小本子，分类抄录汉译西诗，涉猎非常广泛。他还曾有过一次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为了践一个宿约，他在进清华后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前，竟然花一整天工夫，专门抄录译诗，装订成册，送给一位同学以“纪念我们的友情”。在小册子的末尾，他写了一封信，对所抄译诗进行评论。他写道：“这些译品，也不能算是都好，如朱湘译的《秋曲》、徐志摩译的拜伦诗，都不是成功的东西。一般来说，郭沫若和周作人的成绩最好，而私意尤爱周氏作品，虽然他的思想里很有些毒素。”
    1933年秋，胡乔木转学到浙江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后，就自己拿起译笔进行尝试。1934年4月，他用五古、七古和长短句等诗体翻译的《西蒙士诗抄》登载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73期上。译笔清新、典雅，颇具功力。同时，他还在校刊上发表了创作的七律和歌行。
    从胡乔木学生时代的习作可见，他后来在新诗创作的探索中能够取得不同凡响的成绩不是偶然的。他不仅有古诗和民歌做底子，而且还直接从西洋诗歌得到营养。他很早就有新格律诗的成功尝试。
    1992年胡乔木病情危重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再版胡乔木的诗词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对30年代胡乔木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诗作作了一番搜求，找到了声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诗篇《满天吹着西班牙的风》，胡乔木摇头，以为少作过于直露，不宜入选。但他心中一直惦念着当时发表过的一首新诗——《挑野菜》。在1987年第一次编辑《人比月光更美丽》的时候，他就请当年同在上海的梅益、林淡秋回忆、寻觅，没有结果。他也写信给他的妹妹方铭，说这首诗登在一本杂志上，妹妹当年还写过评论文章。方铭想不起来。这首诗没有找到。《人比月光更美丽》初版、再版只好付阙，实在是件憾事。1996年，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终于把这件宝贝从报刊的海洋里打捞了出来。
                  《挑野菜》

　　              打了春，赤脚奔，挑野菜，摘茅针。
                                                      ——乡童谣
挑野菜哟。
来呀，大姐她是没空，
跟我来呀，别提腿痛。
挑野菜哟。

挑野菜哟。
瞧天！春来第一个好太阳，
坐在土上你闻得见香。
挑野菜哟。

挑野菜哟。
这一篮儿哪能算多？
今晚上妈说要煮一锅。
挑野菜哟。

挑野菜哟。
你且别忙回家，好妹妹，
听我跟你讲话，歇一会。
挑野菜哟。

挑野菜哟。
喏喏，靠近来搂住我的头……
你知道昨天……我怎么能够！
挑野菜哟。

挑野菜哟。
没有什么，别瞧我的脸，
是草花里虫儿飞进我的眼。
挑野菜哟。

挑野菜哟。
回老家？唉，你的心肠真好！
还不一样？我往哪里逃？
挑野菜哟。

挑野菜哟。
野菜尽挑没有个完，
菜心虽苦它比我的甜。
挑野菜哟。

    《挑野菜》是胡乔木创作新格律诗体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
     1937年夏，胡乔木奉调离开上海到延安。在创作上，《挑野菜》开启的势头没有发展下去。八年抗战，胡乔木只留下了几首歌词；抗战胜利以后，只有1946年9月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人比月光更美丽》等三首新诗。1941年2月到毛泽东身边以后，有许多重要的事需要他做。他实在太忙，无暇顾及诗词。 直到1961年，胡乔木因身体及种种政治原因，远离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圆他年轻时代向往已久的诗人梦。

五

    大致来看，胡乔木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延安时代，第二个时期是60年代上半期，第三个时期是晚年即80年代。
    胡乔木最初的创作，称为“歌”更为恰当。他四十年代的第一首诗创作于1939年春天在安吴青训班时，经冼星海谱曲，成为《安吴青训班班歌》。歌云：
烈火似的冤仇积在我们胸口，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
英雄的儿女在怒吼，兄弟们，姐妹们，你听见没有，
敌人迫害你，群众期待你，祖国号召你，战争需要你，
你醒！你起！拿起你的武器。
学习，工作，工作，学习，一切为胜利。
今天我们在青年的故乡，明天我们在解放的疆场。
你看！我们旗帜迎风扬。你看！我们前途万里长。
    第二首也是“歌”，创作于1939秋天，是李之焕谱的曲。这首名为《青年颂》的歌，显示了胡乔木对于语言形式整齐美的最初追求：
人们唱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我们唱自己一代青年。
谁能比我们的快乐洋洋，雨后的繁花笑满了青山。
谁比我们大无畏的勇敢，长江水流西天飞跑到东天。
要呼吸我们就自由地呼吸，谁愿为做奴隶来到人间。
荒凉的沙漠和寂寞的冰山，我们要燃起熊熊的烈焰，
我们要围着它挽手跳舞，直到它烧尽人间的锁链!
我们是生来就要做黑暗的反叛，
生命好但是光明更好，地狱的欢欣也混合着凄酸。
在昆仑山最高峰顶，打着火把指点着东南，
这就是祖国啊梦中的祖国，被损害的人民被污辱的江山。
没工夫流泪，我们要宣誓，凭着你头上的蔚蓝天，
为你生就决心为你死，死在你的怀中我们也甘愿。
人们唱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我们唱自己这一代青年。
提起枪我们跨上快马，迎着暴风雨直奔前线!
我们的呐喊震摇山谷，我们战斗着不知道疲倦。
我们的力量翻转地球，把今天的世界变作明天!
    最使胡乔木难忘的，是那首《人比月光更美丽》。这首诗写于1946年9月陕北最紧张的时期。最初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是一节8句。后来收入诗集时，加上了前面8句，成为16句。显然还是原先的8句更有意味：
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
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
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
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诗写得很美，但是胡乔木就此停住了笔，而且一停就是近20年。当他再次拿起笔写诗时，已是60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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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胡乔木请长假。最初是在北京，后来，遵从毛泽东的意愿到杭州去静养。胡乔木开始读诗，并不时写下他读诗的体会。    196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郭小川长诗《厦门风姿》。9月6日，胡乔木就此致函陈毅、康生，谈对郭诗的看法：
    “介绍你俩看一首诗一一《厦门风姿》。这首诗除感情热烈、文采富丽外，特别可注意的是一百六十行通体都用对仗（隔句对和当句对，略似骄赋）调平仄，每句押韵(北方流行的所谓十三辙的宽韵)，章法严谨(每四行一节，每一节一韵到底)。虽然篇幅略感冗长，不无小疵，但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也是主席号召在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中国诗的一个认真的努力。这首诗发表已两个月了，我也是由于报刊上的推荐和电台的朗诵才找出来看的。因为您俩都关心这方面的情况，不揣冒昧，特以奉上，并请对所见不当之处予以指正。”
    陈毅接信后，将随信寄来的郭诗原文转给康生，并写了这样的批语：
    “乔木同志送来郭小川长诗，请阅。我觉得郭小川在新诗人中是有前途的。乔木同志意见甚对，的确太冗长，不耐看。如何，请提意见。”
    康生接到陈信后，作如是批语：
    “已阅，甚好，确是创举。“无韵律不成诗”，这是历来的看法，读此诗，心中甚喜，惟词句尚欠精练，不知对否？”
    但这一时期，胡乔木兴趣最大的还是古典诗词，这自然也是受毛泽东影响所致。胡乔木连续创作了几十首诗词。这些作品，都先后得到毛泽东的精心修改。
    大概是在1966年7月的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江青讲完话后，特地看着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胡乔木的诗兴戛然而止。

    80年代初，等到胡乔木重新拿起笔，并迎来自己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这已是他此生最后一段美好的时光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进入党中央领导集体，同时也带来了他80年代上半期诗词创作的丰收。他这时致力于新诗创作，试验和实践他的新格律诗的主张。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试图运用和提倡一种简易的新格律，其要点是以汉语口语的每两三个字自然地形成一顿，以若干顿为一行，每节按各行顿数的同异形成不同的节奏，加上适当的韵式，形成全诗的格律。”（《关于<人比月光更美丽>初版后记》
    胡乔木这个时期探索的成果，试举例如下：

希望
胡乔木

贞洁的月亮，
吸引着海洋，
热烈的希望，
吸引着心房。
月下了又上，
潮消了又长，
我的心一样，
收缩又舒张。

啊我的生命，
它多么仓促!
搏动的心脏，
着魔地忙碌。
心和心相连，
敲起了腰鼓，
烧起了篝火，
跳起了圈舞。

波浪在奔跃，
海没有倦时;
生命在代谢，
舞没有断时。
纵然海知道，
天会有暗时，
希望告诉心，
云必有散时。
            一九八二年三月

钟声
胡乔木

钟声响了，它由远而近，
象伴着电火的雷鸣殷殷，
悲哀而愤怒，震动我的心。
钟声在呼唤：拿起枪，前进！
祖国在流血，人民在呻吟……

钟声响了，它由近而远，
越过旷野，向四面扩散。
钟声在呼唤，坚定而庄严：
阵地已攻占，战斗没有完；
为幸福的明天，要追逐到天边!
                        一九八二年九月
桃花
胡乔木

桃花谢了，美没有消亡：
多迷人，熟果的色，形，味，香！
母亲的春天的明媚，依旧在
孩子的欢笑蹦跳里回荡。
红颜化成爱，悄悄地滴落到
心底，再不见风，雨，阳光。
                        一九八五年初

    关于胡乔木新诗的格律，许霆、鲁德俊在《胡乔木躬身实践新诗格律》一文中总结到：一、建行原则：每行统一为四拍；二、节奏单元：每拍固定为二、三字；三、用韵规律：基本行行押韵。周渡、周仲器曾把这种格律形式称为“简明格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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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于中国政治漩涡中心，他很少有时间顾及自己所钟情的诗歌女神；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却对中共党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具有开创性的建树。尤其是对于一生的挚爱——诗歌女神，虽然繁忙的工作不允许他做更加精细的研究和创作，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于诗歌理论的思考。对于新诗格律的思考，更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
    胡乔木的关于新诗格律理论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三篇文章中。

    （一）《诗歌的形式问题》（1959年5月20日在《诗刊》社召集的诗歌座谈会上的发言）
   
    1、关于双字尾和单字尾
    我想，所谓双字尾的诗句的这种诗体，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诗体的一个正常的、合理的、自然的发展；新诗也可以说是它的一种继承。因为中国的诗本来有两条路，两个轨道—— 一个轨道是三、五、七言，另一个轨道是四、六、八言。这两个轨道中间，还有许多小站。
    四六八言的这种诗体的出现本来并不比三五七言的诗体晚。这两种体裁都有比较长的历史。
    有一些诗人所写的新诗和一些译诗，是用的一种新体裁，把单字尾、双字尾的体裁混合起来。这样的诗念起来有一种很特别的调子，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音响，这种音响大体上就是从曲的体裁中演变出来的。现在的鼓词也有这样一些单字尾和双字尾的没有规律的交叉，和自由体差不多。说话说到什么地方，需要用什么，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字尾。这与李季同志的《五月端阳》不同。他是有意地安排了单句单尾，双句双尾的，但也是大体上这样，不是那么得心应手。
    词曲是从五七言、四六言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综合。它本来有它的历史，现在我们离开词的音乐和戏剧，单纯的把词作为诗来谈，只从格律上来谈，也许它是五七言和四六言的发展遇到了困难后的一种产物。也许是这样的，有些曲子一定要排成七言。排不下去，来一些变化，就成了词，就感到自由了；或者是词的本身的音乐也需要这种变化，这当然也可以。
    我的意见是：五七言、四六言，在中国诗的传统上都有根据。不能说五七言是传统，四六言就不是传统；不能说四六言仅仅是诗经、楚辞时代有之，到后来就不存在了，不成为诗体了。我看还可以更宽容一点，如果宽容一点，也许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2、关于重音和轻音的关系
    大体上它们有这样一个音节上的分别。民歌的音节，一般的说，一三五七是重音，二四六不一定是轻音，但是可以是轻音，甚至全部是轻音。旧体诗差不多和它完全相反，可以七个字都是重音，但是它更着重二四六的重音。这个规律说明旧体诗里，二四六的地位比起一三五来更重要一些。
    假如说七个字，一三五是重音，二四六是轻音，如“‘大的大来小的小，长的长来短的短”，这在民歌中不算是很好的句子，但是在民歌中，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如《红旗歌谣》中有一首兰州民歌:“武山的大米兰州的瓜，疼不过老子爱不过妈，亲不过咱们的共产党，好不过人民当了家。”这是一首很不错的民歌，它的音节是二四六轻音，因此可以加衬字，重轻相间，每句半拍休息，更加接近于音乐的节奏，和口语的节奏，和旧体诗的音节完全不同。我觉得七言的旧体诗可以有它的安排，民歌体可以有民歌体的安排。这两种形式各有长处，雅俗共赏。它们各自都可得到一方面的自由。这是一种在音乐方面的价值，是为四六八言所不易得到的。
    3、五七言在音节上的缺憾
    前几年我给几位写诗的同志宣传过五七言诗的好处。那时的说法可能有些片面。现在为了弥补错误，我想指出五七言的体裁也有短处。
    比如，五七言诗可以有三字尾的情况。如果一句末了是三个字而倒数第三个字是轻音，如五言的“看见个娃娃”和七言的“远远看见个娃娃”，由于“个”字是轻音，就使它们不成其为民歌，也按不进旧体诗中，两种体都不行了。因为倒数第三个字不能用轻音(‘’奉君金危之美酒”是另一种情况)。用了轻音，五七言的音节就被破坏了。
    比方说，张光年同志的《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在”字不能念重，这不成其为五言诗。作曲家给它做了很好的安排。‘“在”字在这个地方唱得不重。“看见个娃的”“个”字是独立的。某些三字尾的句子不一定是五七言体裁。
    4、关于六言八言。
    新诗，押了韵的，比较整齐的，不很松散的，多半是四六八言，我想这是不需要详细举例的。四六八言是新诗的骨干。诗人若愈加注意格律，这就愈加显著。八言在诗经、离骚中是没有的，(离骚)句子有些不整齐，有点像八言。两头四个字，中间加一个虚字，如(胡茄十八拍)中的第七首：“旧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不知愁心兮说向谁是。原野萧条兮烽戍万里，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逐有水草兮安家华垒，牛羊满地兮聚为蜂蚊。草尽水竭兮牛马迁徙，七拍流恨兮恶居于此。”像这样的一首诗，颇有八言风味。
     但是八言的形式是很难发展的。六言诗比较容易写，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人写它，但是六言诗在中国诗史上也没有构成它的地位，只在词里，或在新诗中，才有了地位。
     在我看来，冯至同志写的六言比历史上的六言诗高明得多，“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只是念时不是六个重音。在口语中很难设想编出六个重音的句子，如果编，也是很糟糕的。八字的都是重音的句子在我是更难想象。
     闻一多的诗《死水》是八言诗，实际按字数是九言。
    林庚同志提倡九言诗，他的意见是有相当的根据的。但他的九言诗实际上也是八言诗，四个双音加一个轻音字，即是加一个衬字。也不一定把八言看得那么死，都要重音。只要它有一定数目的重音，有一定的安排、排列，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效果。在现代的新诗里边，四六八言中四言较少，六言八言是基本的形式。
    5、关于七言及其变体
    七言诗中，还有这种情况，可以叫七言的变体，就是上三下四，上四下三混合在一起，这不是好办法。这点我和何其芳同志有同样的偏见。因为它不能给读者一种心理上的美感，读者读时摸不清规律，使人无法掌握音节。
    6、几种不同的诗体形式
    一是双字尾，二是单字尾，三是散体诗，四是词曲体，五是民歌体等大概有七八种，也可以有自由体，而且自由体的长处也很多，对于自由体的诗不要施加压力。各种体裁都应该存在，都可以提倡，都不要排斥因为它们都有发展的余地;都有前途。
    7、为了解决中国诗的出路，使之更好地发展，我建议：
    首先把新诗诗体好好地确定起来，使之明朗化。旧诗有入门、启蒙的书，我们也应该做这种工作。各种诗体有了大体的定规，大家有了共同的语言，等于有了一个“宪法”。我是什么样的诗都能接受的，我要求大家都能了解这一点，诗是有很多种体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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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诗要在继承自己的传统中提高》(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新诗是有成绩的。毛泽东主席看过新诗，认为新诗是有成绩的。
    2、新诗的成绩从什么时候算起？新诗的成绩应从开始有新诗的时候算起。新诗经历过很多发展阶段，出现很多流派，出现很多不同的风格；各个流派、各个风格、各种体裁的作家，对于新诗的艺术，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仅新诗的形式，各种各徉形式的新诗都需要认真研究。
    3、曹禺同志不仅在剧本里、戏剧里表现了诗，还在剧本里实际写了诗。有各种各样体裁的诗。不同的题目，所要表现不同的境界，要求不同的形式。这种形式要在作者手中运用自如，确实需要掌握各种各样的形式。
    4、新诗要继承传统，不仅要继承点点诗词曲赋的传统，也要继承五四以来的有成绩的新诗的传统，像闻一多的新诗、冯至的《十四行》、卞之琳的《十年诗草》等，新诗人都必须学习。

    （三）《诗歌中的平仄问题》（1981年6月12日致赵元任的信。）

    1、平仄有什么客观依据，可以使中华民族在一千几百年间被全民族所自然接受，成为“习惯”？并且不仅仅为文人所习惯，就连私塾里的小孩子（对对子）和民间庄稼汉（民歌）都能很容易掌握并称为习惯？
   2、为什么汉语里平声字多?
    3、、中国诗歌何以诗经楚辞时期的偶数字句型为主变为两汉以后的以奇数字句型为主?

      曰：胡乔木不是专业诗人，也不是专业诗论家，他的诗作和诗论仅仅是他的业余喜好。但他的新诗理论见解却使一些专家和诗人都望尘莫及。站得高，望得远，看得清，他的关于新诗格律的见解对于今天的格律体新诗诗体理论建设仍然具有很高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八十年代，现代格律诗的探索在经历了六十七十年代的荒漠之后刚刚起步，作为多年来钟情于现代格律诗的诗人，胡乔木以他独特的政治地位影响和他娴熟的格律技巧，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现代格律诗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胡乔木是中共中央一支笔，这支笔起草过几乎所有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重要时事政策性文献，发表过大多数文化艺术领域发展指导意见，由于他博学善思，虚心好学，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专家请教学习，所以，在这支笔钟情的现代格律诗领域，他的思考起点高，视野开阔，穿透力强，特别对于新诗格律的内涵、要素、诗体建设、发展走向等关键性因素的思考都有所涉及。所以，他的论说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格律体新诗的理论家应该好好学习学习这三篇文章，并对其中的论题深入研究，无论这些论题有没有结论。

    正是
                        人与月光媲美丽
                        诗与格律同浪漫
参考资料：
           《胡乔木躬身实践新诗格律》            许霆  鲁德俊
           《胡乔木的诗词情缘》                  程中原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尚定
           《人比月光更美丽》                    胡乔木
           《胡乔木文选》                        胡乔木
           《胡乔木文集》                        胡乔木


附录：
            

•       《新诗要在继承自己的传统中提高》      胡乔木.pdf   
•        《诗歌的形式》                             胡乔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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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的平仄问题

赵老：
    昨天向您提出的问题，①因限于时间，说得太简略，很难表达出我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似乎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因此再多说几句，请你原谅。
   〔一)平仄如果只是一种人为的分类，而没有某种客观的依据，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能在一千几百年间被全民族所自然接受，成为“习惯”。
    (二)这种习惯远不限于诗人文人所写的诗词骈文联语，而且深入民间。过去私塾里蒙童的对对并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巧对的故事也并不限于文人。民歌中常有大致依照平仄规律的，如著名的“山歌好唱口难开”，“桃红柳绿是新春”，“赤日炎炎似火烧，”，“月子弯弯照九州”(后二者可能出于民间文人)等。甚至新诗中也有“教我如何不想他”，“太阳照着洞庭波”这样的名句。
    (三)平仄之分，至少在周代即已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所以诗经楚辞中用平韵的作品，远远超出用仄韵的，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后来历代诗赋词曲和现代的歌谣、歌曲、新诗，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平声和仄声确有明显的虽然是不容易讲清楚的区别，无论各自的实际调值在各时期和各方言区有多大不同。而且这个现象也包括北京话地区在内。平声字多似乎是一个理由，但是是一个不充足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它还引出另一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为什么汉语里平声字多?
    因为这些，我想平仄的区别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久已思考而未见有人解答的，即中国诗歌何以诗经楚辞时期的偶数字句型为主变为两汉以后的以奇数字句型为主?偶数字句诗除辞赋体外，六言诗始终不流行，八言根本没有(当然不算新诗)，奇数字句诗基本上也只限于五七言〔不包括词曲)，在民歌中大多数是七言。新诗出现以后，情况再变，基本上以偶数字句型为主，而且一般句子的字数也多在八言以上(这里没有考虑自由诗)。这个新起的变化因为是现代的，可能比较容易解释，但是四六言变为五七言的语言学上的原因就比较不清楚。是否古汉语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某种重要变化?
    向您这样高龄的前辈提出这些问题，于心很觉不安。不过我终于不肯放过这个求教的机会。您在返美以后，如能把您的一些想法告诉赵如兰教授(我所提的问题我想她也会感兴趣的)，请她给我回一封信，我就感谢不尽了。
    祝您和如兰女士一路平安，健康长寿!
                                                    胡乔木
                                                六月十二日


     此篇是1981年6月1 2日致赵元任的信。标题是收人《胡乔木论文学艺术》时编者加的。赵元任(1892-1982)，江苏常州人，语言学家。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后在美国任大学教授，为美籍华人。时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
    ①6月11日胡乔木在北京医院同赵元任会晤，即提出诗歌中的平仄等问题。随同来华访问的赵元任的长女赵如兰教授会晤时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