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此文为我近期所写，希望诗歌的音乐性能够引起广大诗友们的重视，从理论上分清诗与非诗的界限，并在实践中运用之，创作出真正优秀的诗作来。 当今中国诗坛，有些身份可疑的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都没有深的根底，却在那里以“诗论家”、“主编”或“著名诗人”等身份，误导着诗坛。 甚至在全国主要文艺报刊上，也发生类似情形。 近期在某报“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笔谈”专栏看到，一些非诗被作为精品来评论，还被“栏目主持人”大加赞赏，这是目前中国诗坛的悲哀。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清他们屁股上的印记，哄然笑着走开。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过这样的话： 当今中国诗坛是备受争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何借鉴外国现代派的问题。 一些对19世纪、20世纪西方现代派并无真正了解，或者一知半解的人们，实际上在误导着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的探索。 其实，无论是卡夫卡（表现主义）、萨特（存在主义）、乔伊斯（意识流）、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博尔赫斯（后现代主义）、还是美国的黑色幽默……，他们一般都有哲学支撑，这些文学艺术流派对于人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都很关注，因而他们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脱离现实社会，他们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和未来，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消极。 所以，我说过，像“下半身”那样的写作，其实，与真正的现代诗追求是无关的。 当前诗坛上，一些有相当知名度的诗人、诗评家，在金钱、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对一些平庸之作、非诗加以吹捧，助长了庸诗、非诗泛滥；有的诗评家不能揭示诗歌的本质问题，只热衷于在词句、表达的“洋化”“新异”上做功夫，实在是末流小技。 我们对中外文艺思潮、中外诗歌都要熟悉、了解（其实外国诗歌同样十分重视音乐性），避免被某些人误导。对那些打着“先锋”“新潮”“后现代”“解构”等旗号来吓唬人的人，要能揭穿他们的画皮。
诗与非诗的艺术界限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 乔延凤 当前，中国的新诗备受争议。 中国是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数千年历史了，源远流长。本来，对什么是诗，人们在认识上、理论上，不应该存在很大的差距。可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现在有些人对诗的感觉和理解，确实产生了偏差。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诗歌的音乐性。 诗的生存的理由，就在于文艺上内容和形式的不可分性，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化生的关系。 诗与散文是有区别的，散文叙述事理，大体上借助于文字的意义就已经足够了，它自然也有声音节奏，但是无须规律化或音乐化；而诗则是咏叹情趣的，单靠文字意义还不够，还必须从声音节奏上表现出来，诗要尽量利用音乐性来补文字意义的不足。 由此可看出音乐性、节律性对于诗歌的重要。 没有形式的诗实在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现在，不少青年诗人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失败就在于不能创造形式，换句话说，不能把握住他所想表现的情趣所应有的声音节奏，这就不啻说他不能做诗。 我们在报章杂志上见到有许多所谓的“诗”，实在是不能称其为诗的，因为它不具备诗歌的形式。 “五四”以来，新诗运动近百年了，认真地总结我们新诗所走过的道路，为新诗今后的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前景，应是有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诗歌工作者们责无旁贷的义务。 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诗人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诗作，认真、系统地对这些作品进行梳理、研究，找出其中的规律性来，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最近，我编选了《诗歌报封二诗人作品集》，目的就是希望能为诗人、诗歌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可资研读的诗歌文本，通过品读其中的诗作，探讨诗歌发展、变化的规律，对我国新诗的繁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鲁迅先生称司马迁《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朱光潜先生说“读好的小说、戏剧，要能够读出里面的诗来”。仔细领会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便会明白诗歌的基本的真实的含义了。 对于那种没有诗意、脱离了音乐性的文字，我们不能称其为诗，道理就在于此。 对于新诗的音乐性、节律性，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化生性、不可分性，我们应该在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作更多一些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 我这里不妨再多讲一讲诗歌的音乐性的问题。 对诗歌的音乐性，现在有些人不屑一顾，以为现在提这个问题，已经落伍了；在他们看来，诗歌是不需要提音韵、音乐性的，因为诗中有感情的起伏。其实，散文不是也有感情起伏吗？感情起伏并不能和诗歌的音乐性划等号。 诗歌咏叹的是情趣，情感最直接的表现是节奏，而文字意义反在其次。文字意义所不能表现的情感常可以用声音节奏表现出来。 从《梁祝》、《思乡曲》没说一句话，却使人泪流满面，我们就能看出音韵节律的重要作用，诗歌就是要借助于它。诗人明白这个道理，对音律都异常重视，屈原、司马相如、蔡文姬、嵇康、李白、王维、李煜、苏轼、柳永、李清照、姜夔……，哪一个不精通音律？毛主席光留下的唱片、磁带，就两千多个！中国文人讲琴书棋画，琴排在第一。诗与非诗，读读就出来了，没有旋律哪有诗？ 诗应有音乐性，这本来早就是诗人们的共识，因为中国是个诗歌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诗人们都是在诗歌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五四以来，郭沫若、闻一多、徐自摩、戴望舒、穆旦、艾青、臧克家、阮章竞、李季、贺敬之、郭小川、曾卓、公刘、张长、李瑛、舒婷……，他们哪个的诗歌是没有音韵的？ 《诗歌报封二诗人作品集》所选的诗作，同样也都注意到了它们的音韵、音乐性。 非诗的泛滥，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败坏了读者的口味，我们应该积极地加以引导，清除这种不良的影响，以有利于我们的诗歌探索和诗歌创作。我们这样来做，是十分有意义的。 诗歌的音乐性，和诗体有关系，和诗人的个性有关系，是诗人个性的真实流露，是诗人情趣的直接现实，它是活生生的。 诗歌写作中，音韵的运用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互韵、转韵、多韵、隔行韵、首尾韵、句中韵、重音押韵……，等等，仔细阅读我们所选的这些作品，就能够领略到其中的纷繁。这不同的形式，正是诗人们创造出来的把握自己所想表现的情趣所应有的声音节奏， 有人以为新诗已经摆脱了旧体束缚，现在又提音韵，提新的诗体建设，不是自找束缚吗？其实这种看法还是因为对诗体不了解所造成的。 散文没有固定的模型做基础，音节变来变去还只是散；诗有固定的模型做基础，从整齐中求变化，从束缚中求自由，变化的方式于是层出不穷。诗的音乐性实在比散文的丰富繁复。这正犹如乐音比自然中的杂间较丰富繁复是一个道理。乐音的固定模型非常简单——八个音阶。但这八个音阶高低起伏与纵横错综所生的变化，是多么繁复！ 诗不是一种修辞或雄辩，现在有许多新诗人却只在修辞或雄辩上做功夫，出发点就已经错误了。我们应该在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化生上作出努力。 编这部作品集，我想到了孔子的删诗。 以前我总认为，孔子将周初至春秋五百年间的三千多篇诗，删成了三百零五篇，有许多好诗都被他删掉了，很可惜。现在我才知道孔子选诗之严格，他看中的诗，“皆弦歌之”，用弦歌来验证其优劣，表明他对诗歌品质的重视，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音乐性和内容不可分）。 韵律，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要素。 孔子是有文字记载的深谙此道的第一人。
2011年清明节，于合肥二里街省文联宿舍 （此文根据我为《诗歌报封二诗人作品集》所写《编选前言》之主要内容撰写。）
地址：合肥市二里街省文联宿舍6栋604 邮编：230061 电话：1386611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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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1 1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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