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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蒙《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
李商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特色的重要诗人。对于他的研究与评论当然是非常充分的。然而由一位当代作家来对他进行很有价值的评论却是罕见的，因而主编者青眼有加，全文照录（另外的方式为节选和论文简介），可谓享受高规格待遇了。读毕全文，我非常佩服选家的眼力，王蒙可谓当之无愧。此文岂止“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而已？这个标题真是自谦过分了，我以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宏观的《李商隐论》！ 编者这样处理不是想当然之举。此文不但笔触灵动，文采飞扬，而且深得艺术三昧，颇多真知灼见。编者指出，这正是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可惜“在本世纪文学研究中却继承者甚鲜”。对此我深有同感，因为那种堆砌术语，引文、注释铺天盖地的论文实在令人头疼，难以卒读。读到这样的佳品，说是醍醐灌顶，毫不夸张。不过编者借此“对改变那种呆头呆脑的文风起一点作用”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吧。 王蒙指出李商隐的政治诗“气象恢宏、嗟叹深沉、见识卓然”，乃是其互相影响的命运与性格使然。据此，他解读《重有感》，看出诗人“有政治激情而未必有政治手腕。政治与诗情诗才固难两全也。”解读《筹笔驿》，指出诗人对于诸葛亮这位悲剧英雄“歌颂怀念备至”，显示“有才”与“无命”的矛盾，“此恨绵绵，万古同悲”。这未尝不寄寓着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啊！解读原作，如此精当，难能可贵。想必诗人于九泉之下，得此知音，亦当感到欣慰吧。 王蒙此文中有一段“温李比较论”令我心折。温李同代、齐名，诗史上常常温李并举。如《唐才子传·温庭筠》就说：“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王蒙认为“侧词艳曲云云，太皮相了，完全不能概括李商隐的风格。”“李的气象要丰富得多，风格要变化得多，感喟要深邃得多，寄兴要迢阔得多”，总之其作品“更有份量”，并进一步指出，“这种份量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乃是政治”，亦即那种“思兴衰、探治乱、问成败、念社稷、忧苍生”的胸怀。有此因子与否，自是大不一样！即便李商隐压根儿没有一次参与政治的机会，但他对政治的那种“无益无效”的关注却贯彻终生。正因为如此，才铸就了他超乎“侧词艳曲”的艺术品质。 说起政治，难免有些感想。因为“工具”论一度主宰了文艺家的创作，带来不良影响，使得一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误以为离政治愈远愈好。殊不知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是不能摆脱政治影响的；而文艺与生活、与情感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绝对脱离政治的“纯艺术”即便有存在的可能，也是不能占居主流的。诗当然也不能例外。同样，那种“象牙塔”里产生的诗作也很难占居主流。只是，诗一般不能直接表达政治内容，而必须遵循自身的艺术规律而已。这就是“标语口号”式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吧。当然，还有，诗表现什么样的政治内容，当然也很关键。这就无须详述了。 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的“皇都陆海应无数，谁剪凌云一寸心”，本来是抒写仕途受挫的情绪，而不在意仕途的读者，如后来的我等，不也会因新生事物的被摧而“痛心疾首”吗？于是王蒙指出：“政治--人生的通蹇沉浮所引发的感慨，也像爱情婚姻所引发的感触一样，它们所获得的知音和共鸣往往也能超过各自本义的范围。”这就让我们联想到金克木先生谈到的在不同读者那里所发生的“信息”内涵的延伸、扩大的现象了。诗的多义性也就由此而生。 这些作品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思想水平了，但是王蒙认为，李商隐之最最独特的创造与贡献，却在于他那些“意境迷离、含意曲奥、构思微妙、寄寓深遥的”七律“无题”诗，以及风格与此接近者。例如“相见时难别亦难”和“来是空言去绝踪”的高度概括，使之“既是写爱情的，又超出了爱情”，而可以涵盖一切易于失去的或已经失去的美好的、珍贵的感情、事物或经历。李商隐的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直抒胸臆，而是使用形象、典故，营造某种特殊的意境，抒发内心深沉的体验，“仿佛什么都没说，又把什么都表达了”。王蒙接着阐述道：“对于天才诗人来说，含蓄乃至隐晦的代价是不会白白付出的。”它“不是一种廉价的（例如怪字僻词、颠倒语序之类的文字游戏式的）遮眼法，像如今某些新潮诗人那样。”这样的新潮诗人我们见得可多了，他们借这样的“障眼法”（或许本来就不是什么“法”）行走江湖，却大受追捧，而他们本人也自以为得计呢。“巧啭岂能无本意？”（李商隐《流莺》）？王蒙认为，“这些是并非一味遮遮掩掩绕圈子”，李商隐此类作品甚至比其他作品更好懂，更流传。可是，我们一些“新潮诗人”或许只是在堆砌辞藻而已，甚至连“本意”是什么，连自己也说不清，或者说出来一钱不值。 想必王蒙是认真研读了李商隐的全部作品，并且烂熟于心，还对李商隐的身世十分了解，才能以心会心，做出这样切中肯綮的解读，令我心悦诚服，以至怦然心动；不但在当代觅得我这样的知音，我相信，李商隐如果九泉有知，也一定会认他为异代知己的。 作为当今中国少数顶尖级作家之一，王蒙并非专司评论，据我所知，他对诗歌评论更只是偶尔染指而已。但是这篇“《李商隐论》”足以睥睨许多古典诗歌研究者，也足以令许多新诗研究者汗颜。不过，王蒙此作倒也不算空前，就在这本《精粹》中，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赏析，他如蒋和森著名的《红楼》二论（《林黛玉论》和《贾宝玉论》），都是这样的珍品。那么，以后能不能再读到像这样以诗性的语言评诗议诗的佳什呢？这该不是我们的奢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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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9 15:45:31
发表于 2013-8-9 19: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