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卓韦 于 2009-12-18 15:40 编辑
网上诗话(25)读沈用大先生信有感
◆ 程文
[关键词]诗人素质 诗歌氛围
用大先生是位令人钦佩和敬重的新诗史家。相识的机缘是参加重庆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是会上赠书为媒而成为朋友的,而且大有相识恨晚之感。他一生虽然没有在学府和研究机关工作过,然而从十五岁起就爱诗、搜集诗歌及其有关诗人、诗史的资料,有志于诗,终于在200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达61万字的洋洋大作《中国新诗史·1918 — 1949》。谦逊热情的人品,严谨好学的精神,知者无不为之感动和亲近。会后,通过信箱不断相互交流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意见,相互切磋,友谊更为深厚。
一
本月25日,他在给龙生与我的信中说:
关于新诗格律问题,“应该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新诗为何要有格律,一是新诗应有何种格律。其中前一个问题主要是对外的宣传,因为社会上的确有很多人对新诗要讲格律不理解;后一个问题则主要是有志于这方面的人需要着力推进、以至解决的事。”
“‘对外的宣传’,则就要充分考虑到一般人的接受条件。”
“第一层,不论中西,自古以来,格律之于诗歌,只有健全不健全的区別,并不存在要不要、有没有的问题。”(格律诗是世界诗歌古今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这是个常识,而我们的某些同志居然无无视于此,岂不可叹哪!)
“第二层,今天格律之所以成为问题,系始于1855年7月,美国诗人惠特曼出版《草叶集》、开创‘自由诗’,他也因此而赢得‘自由诗之父’的称号…… 中国新诗发端于1918年1月,一开始就引进这种‘自由诗’,可以说,中国新诗是与自由诗一同来到这片土地的。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新诗就等于自由诗、甚至今天的诗就等于自由诗,‘格律’应该寿终正寝——于是才有今天中国诗坛自由诗一统天下的局面。”(自由诗属于舶来品,不是汉语诗歌的民族传统。“五四”以来一直君临诗坛的自由诗,今日的衰微与边缘化就在于无视其读者是具有格律传统的“诗国”公民,竟然一直与“诗国”的民族诗歌传统相对立。这岂不可悲哉!)
“第三层……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惹的祸,还须到西方去看现场。应该看到在今天的西方,自由诗固然是一种重要诗体,然而格律诗并未废弃,据翻译家傅浩说:‘尽管自由体诗在二十世纪发展迅猛,但总体看来,其作品数量在西方诗界仍只占少数。’傅浩还指出这里有翻译的责任:‘许多格律诗被译成了半通不通的自由诗。不用说,原文中使诗成其为诗的规则大都在翻译的过程中丧失了。’”(一是西方格律诗并未废弃,二是译诗者应该尽全责,应当适当地介绍原诗的格律给读者。用大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第四层,西方的种种格律都是过去创建的,今天他们只是沿用;我们过去也曾创建过堪称精妙的格律,但是今天却无法继续沿用……因为西方各国差不多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完成了语言变革,他们的种种格律,主要是在语言变革以后创建的,所以今天沿用起来,并无关碍。而我国……近代以后,才掀起‘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语言变革,所以过去、即在进行语言变革以前创建的格律,全部无法继续沿用。于是,为今天的语言创建新格律,就成为我们进行语言变革以后必须补上的一课……如果这一课不补上,我们将……抱恨终生。……所以创建新诗格律,这是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使命。”(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所形成的格律环境决定了诗的格律形式。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发生了根本变革的汉语新诗,自然处于建设新格律的时代。这就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诗人毛泽东早在上世纪1965年7月与陈毅的信里提出过,“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而且1957年1月就与臧克家谈过这样的意见,“精炼、大体整齐、押韵”;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这话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可惜我们某些同志已经麻木,居然认为这是老调重弹,耿耿于怀。怪哉!)
二
用大先生所谈的四个方面的意见,是令人信服的,是符合我国现代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所形成的格律环境的。当然,旧体诗词还是要存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是因为现代语言里的单音词还保留相当数量,还有旧体诗词存在的一定的语言基础与格律条件;二是旧体诗词形式在新格律诗尚未成熟的今天,还可以一定程度地满足中国人的审美需求,还深受人民的喜爱;三是旧体诗词的存在,对促进格律体新诗的成熟,促进百花齐放,促进当代诗坛的繁荣,都有积极意义。
“对外的宣传”也应当考虑到诸多方面:
首先,是我们的诗人和理论家务必要自强不息、奋斗不止,进行创造性劳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过,20年代的新月诗派的《晨报·诗镌》,“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新月诗派就能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呢?而此后的新格律诗也曾几度有这样的诗歌团体举旗崛起,为什么就没有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作为一个诗歌团体或者流派,无论诗歌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总要都有自己足以影响一时的令人信服的抗鼎之作,都要形成和出现闻一多、何其芳那样的领军人物。如果从自身整体素质方面进行一番分析、比较的话,新月诗派成员的中外文化底蕴和古今诗学修养,总是明显地更为全面更为深厚,比后来者更胜一筹。特别是当今的一些新诗人,有的从生下来就不知道外国也是以格律诗为主的,所见的都是自由体的译诗;一听你说“国际歌也是格律诗”就瞠目结舌,莫名惊诧,似乎反问:新诗还有什么格律吗?!
因此,全面提高诗人综合素质,是第一位的大事。不仅要精读古典诗词和包括新格律诗在内的经典新诗,也要尽力阅读外国格律诗原著;要进行全面的诗歌创作实践,也要学习古今格律理论,要全面通晓“五四”以来先后出现的“单纯限字说”、“音尺说”、“限顿说”和“现代的完全限步说”的实质;明确新诗组织诗行、量度诗行并形成节奏的基本单位不是旧诗时代的“字”,而是新诗时代的“音步”;要解决新诗的诗行步数与字数的矛盾(邹绛提出的三种状态:㈠ 诗行字数整齐而步数乱,如“豆腐干诗”,单纯限字说;㈡ 诗行步数整齐而字数乱,限顿说;㈢ 诗行步数与字数同步整齐,音尺说——现代的完全限步说),必须实行全面的限步,既要限定诗行音步数量又要同时兼顾长短音步的有机配合。这样就可以进行有理论指导的明确创作实践,而不再是盲目的无理论的创作实践。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既要是精通一两种诗体的圣手,又要成为熟悉和创作各种诗体的多面手,这样才能更有作为。
作为一个诗歌团体或者流派,如果能有一批精通理论又擅长创作的中坚,又有一批熟悉和创作各种诗体的多面手,这个诗歌团体或者流派就一定会大有作为。有了这样的诗人队伍,不愁不能创作出有影响的新格律诗,不愁吸引广大读者,不愁改变新诗被人遗忘和厌弃的的现状,不愁开拓出新诗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新局面。
其二,要有旗帜,也要有凝聚力。要敞开胸怀,竭诚团结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和不同主张的诗歌作者和研究者。越是有不同意见的诗人或理论家,越要与之为伍,相互关心,相互学习,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开创和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惟其如此,才能在民族诗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语言及其格律条件,逐步建设起适应广大人民需要的一代新体诗歌。
其三,要相信我们“诗国”的诗民,他们有阅读诗词的传统和习惯,他们是喜欢格律诗的。不仅离退休老人有如此嗜好,就是今天的好多孩子也是如此,有的曾经这样问道:新诗怎么就不像绝句那么美,那么易记,那么易背呢?
其四,好诗,首先是要有好的意境,富有人民性的内容。只有唱出人民的理想、意愿和要求,才能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否则,只抒发个人的情调与悲欢,只会脱离人民。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只要我们取得了人民的认可,就会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就会逐步占有和建立自己的园地或平台,就会取得相关部门的包括财力在内的各方面支持,站得住脚,打开局面,就会创造出我们当代具有民族化、格律化和现代化特色的一代新诗。
20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