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诗话（19）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马上

本帖最后由 卓韦 于 2009-12-17 06:39 编辑

网上诗话（19）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 程文

[关键词]个性   共性   世界性

    从根本上说，世界各国的诗歌无不是从本国的社会生活以及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无不因各具特色而富于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古希腊语言的长短音清楚，长音大约是短音的两倍；而英、俄等国则语言的轻重音清楚，所以他们分别将长短音、轻重音与音步结合起来用于格律诗中。我国语言的长短音或轻重音，都不具备形成格律的条件；然而古代四声（平上去入）清楚，于是古人不仅将其用于赋）以及诗和词曲里。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形式反映了各民族丰富多采的生活，抒发了各民族人民的美好的理想与感情，才造就了世界诗歌如同天上的繁星、地上的百花那样的丰富多采、灿烂芬芳；正是各国诗歌这种迥异凡响的民族性，诗歌才成为世界人民不可或缺的心灵的歌儿，眼中的花朵。否则，诗歌的生命力就不会如此永恒，就不会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只有民族性才形成了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
    即便远在文字产生之前，勤劳聪明的各国劳动人民，就用口头方式创造了各自最早的民歌。而这民歌的流传，发轫和哺育了各国历代的民族诗歌和杰出的诗人。因此，人类诗歌就从诞生之日起就奠定和具有精炼、整齐、压韵以及便于歌唱便于记忆便于流传的本质特点。这样看来，各国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彼此相通的世界性；没有五彩缤纷的民族性，也就没有诗歌卓然特立的世界性。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诗歌，姑且从周代民歌《诗经》的滥觞谈起，几千年来已经奠定和形成了无可替代的特色与格律化传统；没有四言的“诗经体”和《诗经·木瓜》《诗经·法檀》之类的参差体，就不会有五七言古近体诗以及宋词元曲等两大体系的形成。世界诗歌之所以大都以格律体为主，不能不说属于同样道理。从各国诗歌形式的本质来看，透过各自个性特色，可以找到许多共性。比如各国格律诗都讲究诗行音节数量的整齐划一或者规律化，不独是我国古代诗歌单单如此。古希腊最早提出了音步，英国借鉴了希腊，俄国又借鉴了英国，都通过各有特色的音步来实现诗行音节数量的整齐划一。法国诗歌不讲究音步，一是限定字数，二是讲究半逗律，最终也要实现诗行音节数量的整齐划一。我国古代语言以单音词为主，无轻音，虚词很少入诗；没有长短音和轻重音可用。于是将古四声用于律诗之中，形成了特有的平仄律，与长短音步（声律小节）以及对仗等基本格律因素相配合，综合形成了以律诗为代表的格律体系的基本格律思想——传统限字说。究其实质，这是表面限字，而实际是一限音步数量，二限音步种类，三限长短音步排列次序的一种原始而机械的完全限步说。五律句实际就是三步五言诗（“2｜2｜1”），从声律角度，这三个小节分别叫做首节、腰节和尾节；七律句就是四步七言诗（“2｜2‖2｜1”），声律上这四个小节分别叫做顶节、首节、腰节和尾节。
    闻一多以《死水》为例提出的“音尺说”，实际上就是白话新诗的基本格律思想——现代的完全限步说。与古代传统的限字说相比，因为古今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所形成的格律环境不同，自然有所不同。所以，第一，新诗必须对组织诗行、形成节奏的基本单位重新定位，不再以“字”而只能以“音尺”（音步）为节奏基本单位。第二，新诗必须继承律诗一限音步数量，同时二限音步种类（长短音步有机配合）的传统，从而构成步数与字数的统一，诗节造型与节奏旋律的和谐，进而构成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至于长短音步的排列次序，暂时不必固定统一，随着格律诗的发展成熟，自然就会走上更为成熟与和谐的台阶。——由此可见，我国的新旧格律诗的基本格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是随着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得更为机动灵活更为成熟明朗，显然是用现代性取代了前者的原始性和机械性。
    请看比较下面两节古今格律诗例：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闻一多《死　水》
    再如日本的俳句与和歌，明显地是受我国宋词小令的影响产生的，至今一直流传着讲究诗行音节数量规律化的传统。我国当今诗坛上流行的俳句，又往往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从世界各国诗歌的交流与相互作用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董翰林先生近日在“中国诗歌网”上发表《中国诗的辉煌与惨痛》一文，曾这样说过：
    “‘五四’以后，外来文化和翻译文学影响了新一代人，形成了白话诗，渐渐把传统诗歌逐出了历史舞台。白话诗虽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但是，至今仍未形成一种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成熟形式。”
    “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这正是中国当代诗人们心中的最大痛楚。每当人们想吟诵几句中国的诗歌，仍然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见时难别亦难’、‘雄鸡一声天下白’等等，……”
    对此，姑且先不说如今新诗的低靡、式微以及旧体诗词的蔚然崛起，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明确指出“新诗还有个形式问题没有解决”（何其芳），“‘白话诗’可惜掉了底下的一个字”（俞平伯）；诗人毛泽东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要吸取民歌和古典诗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五四”至今，一直有诗人学者坚持新格律诗创作及其理论研究，解决新诗与旧诗的脱节问题，探索新诗的民族化、格律化和现代化建设。
    改变新诗与古代诗歌严重脱节的状态，是否应该尽快落实？新诗与当代崛起的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紧密地结合起来，挽手前行？只有真正切实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诗才有出路，人们喜闻乐见的新体诗歌才会成熟，当代诗歌才会发展、兴旺和繁荣！
    ——诗歌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反思了！董翰林的文章表述了诗国公民的深切情怀，说出了别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然而对此视 而不见、充耳不闻、麻木不仁的人，有没有呢？至于抱残守缺的业内人也许会说：打你的麻将，喝你的酒，炒你的股，跳你的舞，叫穷酸文人自作多情去吧！此类诗国公民，有没有呢？
                                                                 200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