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史的叙述/许霆

曲径通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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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史的叙述■　许　霆《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转) 摘要：中国现代诗歌酝酿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发展中有六个诗学核心观念，即“解放诗体”论、“为诗而诗”论、“大众诗歌”论、“综合传统”论、“服务政治”论和“个人写作”论。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与嬗变，自然地造成现代诗歌和诗学的更迭分期，贯穿起来形成完整的百年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的历史演进。六大诗学观念的联络与嬗变的叙述，提供了一个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史的个性叙述和解释文本，为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现代诗学核心观念叙述 就中国现代诗歌说，酝酿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形在五四时期。这样算来，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面对学界对百年中国现代诗史的研究现状，本文选择“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史的叙述”路径，试图提供一个关于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史的个性叙述和解释文本，并兼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问题。 一 “中国现代诗学”，指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批评的诗学理论，它既体现在诗学著作中，也体现在诗学专论和批评中，还体现在新诗创作中。它是内含在以上著作、专论、批评和创作中的属于观念的或理论形态的东西。按此界定，中国现代诗学理论极为丰富，甚至可以说是芜杂的。但认真考察百年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历史，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若干超越流派或诗人的诗学核心观念，或隐或现地制约着百年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的发展。这些诗学核心观念，就其性质说都对新诗的自身发展和社会需要作出回答，并由这种回答引出诗学的本体问题，从而各自建构自身的诗学体系。这些观念的联络与嬗变，即在百年中国的时空中不断地提出、演进和消亡，自然地造成百年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的更迭嬗变，贯穿起来自然地形成了中国百年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百年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史上，称得上诗学核心观念的依次排列是：“诗体解放”论、“为诗而诗”论、“大众诗歌”论、“综合传统”论、“服务政治”论和“个人写作”论。正是这六个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与嬗变，推动整个新诗发展面貌的演进，带来整个新诗审美品格的改变，也构成新诗流派和主流诗潮发展的历史，连贯起来则是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中国现代新诗和诗学沿着面向现代面向世界不断走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诗学核心观念的更迭，划出百年诗歌和诗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传统的现代文学分期，是把它同中国现代的政治斗争、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大致按中国革命历史分期来划分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然后再把新诗发展纳入其中分为相应的不同发展时期。其思维的逻辑就是：中国新诗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就其基本趋向说两者的发展线索和面貌是一致的；而中国现代文学又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和文化的背景中发展的，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有其合理性，是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追求的“宏大叙事”和社会历史批评的结果，其背后是某种历史的本质主义观念。但是这种研究的不足也是十分明显，因为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品种的新诗发展，还有着自身独特的内部矛盾运动，其发展轨迹和基本面貌除了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同时是其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宏大叙事”之外，还可以通过文学史的“小叙事”(特定视角的叙事)的修史路径，去努力呈现特定的文学史面貌。通过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和嬗变去叙述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和诗歌历史，体现的正是“文学史应是文学艺术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的观念，它试图深入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的内部，通过富有特色的修史路径勾勒出百年诗歌观念和艺术演变的轨迹和运行规律。新的修史路径，必然突破既有的习见的新诗史的通行写法，突破现有的新诗发展的历史分期。 我们根据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和嬗变，把百年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史划分为六个时期。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诗界革命”开始，到五四时期止，这是“奠定新诗发展的坚实起点”的时期，诗学核心观念是“诗体解放”论。第二时期大致从1922年开始，延续到30年代前期，这是“开辟新诗发展的第二纪元”时期，核心的诗学观念是“为诗而诗”论。30年代公开举起大众化旗帜，并逐步成为诗坛的主流诗潮，诗歌大众化和民族化诗潮经历了左联期诗歌、抗战期诗歌和解放区诗歌三个阶段，这是“实现新诗发展的方向转换”时期，其诗学核心观念是“大众诗歌”论。第四个时期则是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40年代初开始，一批诗人开始探索以“融合”为特色的诗歌发展道路，这种探索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成为“探索新诗发展的宽广道路”的时期，诗学核心观念是“综合传统”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构起诗歌的社会政治模式，这种模式终于支配了建国后近30年的新诗创作和诗学探索，“服务政治”论在建国后17年中成为主流诗潮的理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形成诗史上的所谓“统一诗歌”阶段，可以称为“构建新诗发展的政治模式”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诗坛的拨乱反正，在此基础上先锋诗人进行新的探索，终于到80—90年代之交正式形成“个人写作”论，这是“开启新诗发展的无名时代”的时期，新诗发展也由社会的中心而游走社会的边缘。 这就是从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与嬗变修史路径所获得的诗学史分期。如果以六个核心诗学观念为基本骨架，并以相关的丰富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为血肉，就能够极其清晰地勾勒出百年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演进的历史。这种分期同传统分期有相当大的不同，首先它突破了按中国革命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新诗发展的阶段，又突破了按现代文学发展阶段来划分新诗发展的阶段，而是切实地回到诗歌本体的美学上，回到诗歌内部规律上，回到诗学自身独特演进上，呈现的是全新的历史图景。其次更重要的是依据这种分期中各期在时间上并不一刀两断，而往往呈现着交叉复合。这其实倒是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分期需要解释的是诗学演进的历史。事实上，每一诗学理论的酝酿、产生、发展和隐退都是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绝不可能以主观的分期来划定一个时间使之一刀两断。我们是以某个诗学核心观念在诗坛占据主导地位时才确定其命名的时期，因此其酝酿和退隐阶段与其他时期的复合就是十分正常也是必要的，即使两种诗学核心理论在同一个时间阶段对立互补，也完全是正常的，它并不影响我们从诗学叙述中去完整地勾勒百年中国现代新诗和诗学的发展历史。 二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对于历史叙事来说，不同的叙事观念就形成不同的叙事策略和方法。人们总是以自我解释和理解的方式去叙述历史的，因此当代人对现代文学历史的叙述必然体现了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问题在于当代人在叙述历史时往往以此为由而凭借主观理念去任意地解释历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寻找一个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试图把它贯穿始终，以此来处理分期、编排材料、决定取舍、决定评价等。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就是政治意识，以政治划派，把文学史写成政治斗争史。以后又把现实主义作为主观意识来审视文学历史，一部文学史成为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图解。再后来则把现代性或人性作为主观意识。“现代性”本身就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所以用“现代性”来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线索往往给人不得要领之感。而“人的发现”的理论依据是“文学即人学”，其实它仅仅是对文学的一种理解，以此来写作诗史必然难以客观评价更多的诗学问题，如诗歌文本的演进。我们觉得，文学史叙述还可以采取“自下而上”和回到事实本身的路线，即首先尊重历史，然后才是站在当代人的立场去理解和解释历史。这就要求我们跳出传统套路，用新的叙事观念和策略选取某个具体而又独特的视角去呈现历史。 我们以为，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与嬗变，是基于以上认识而提供的一个关于现代新诗史的个性叙述和解释文本。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与嬗变，所呈现的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进展过程。中国现代型新诗诞生在1917年，但它孕育在19世纪末的文学改良运动中。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诗界革命”就开始酝酿，再经过白话诗运动阶段，直到胡适提出“诗体解放”论，中国诗歌终于在诗质、诗语和诗体三方面完成了从古典型越过近代型向现代型转变，到五四时期成形而占据诗坛。但是，“诗体解放”所体现的“白话—自由诗学”，以当时流行的新文学观念启蒙主义、平民主义、自由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等为理论根据，以破坏的力和势促使新诗同旧诗划清界限而进入草创期，存在着严重的非诗化倾向。五四后期，在“文学只有美丑之分，原无新旧之别”的观念影响下，开始酝酿突破，诗人们开始考虑建设新诗的问题。其诗学理论指导则为“为诗而诗”论，它由20年代前中期周作人的鼓吹和新月诗派的酝酿，到20年代中后期初期象征诗派正式举起纯诗学旗帜，再到30年代“现代”新诗创作不再的黄金时代，掀起了新诗史上的纯诗运动，终于开辟了新诗发展的第二纪元。由于纯诗论是以偏至的方式开辟新诗发展道路的，经过一段酝酿后，在30年代初新诗和诗学发展出现了大众化倾向，并逐步成为诗坛的主流诗潮，它是新诗和诗学发展中的一次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方向转换。这种转换有其进步意义，它体现的不仅是对于纯粹诗歌和诗学的方向转换，而且是对于整个新诗传统的方向转换。具体说就是诗歌从个人的抒情过渡到时代音响的有力愤呼，从新诗进入建设期后基本走着纯诗化到面向现实大众化趋向，从新诗大致局限在雅文学范围到俗文学的发展。这种转换在一定意义上形成新诗发展的新的路线。纯诗化和大众化都是偏至的发展，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促使诗人深入思考新诗与诗学新的发展问题，结果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一批诗人开始形成以“融合”为主要特色的诗学理论，引来了现实主义的深化和现代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诗与诗学发展的多元格局。在这过程中形成了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互补的两个重要诗歌流派，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向成熟。在这同时，大众诗歌在战时背景下加强了诗歌功利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构建着社会政治模式，终于在建国后近30年内成为主流诗潮的理论基础。在半整合和全整合的社会文化作用下，“服务政治”论扼杀了诗歌和诗学的多元探索，形成诗史上的所谓“统一诗歌”阶段。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归来诗人群和朦胧诗人群，共同作着拨乱反正的工作，解构了“文革”语境和言说方式。而朦胧诗运动注定是“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一方面它与“文革”诗歌相关联，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印痕，另一方面它又面向未来，以个人话语开辟现代性写作的向度。新诗坛基本流向表现为先锋诗人经历了朦胧诗(80年代前期)、第三代诗(80年代后期)和后朦胧诗(90年代)三个阶段，其间在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80—90年代之交形成“个人写作”论，明确地提出结束群众写作、政治写作和纯诗写作，并使诗歌和诗学进入到边缘写作的无名时代。“无论这种无名状态初看去显得多么陌生，抑或令人感到非常不适，但它毕竟使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的声音。”① 以上线条式的叙述，展示了百年中国现代诗学观念联络与嬗变的历史。它清楚地显示，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自我生长和发展过程。每个诗学核心观念的出现、发展和消亡都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某种新的诗学理论占据诗坛常被称为“崛起”或“异军突起”，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诗艺结构和审美尺度的确立，相对于以前的诗学理论显示着整体更新或对峙，它决定着整个诗学史的演变；而且新的诗学理论的确立，往往是在对旧有诗学理论的批判中进行的，常以主观偏激的形态出现，一部现代诗学发展史，就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诗学革命的历史。尽管如此，我们通过前后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和嬗变的叙述，还是可以清晰地显示其相互勾联、依存、更迭的线索。六个诗学核心观念的更迭演化，成为中国现代诗学自然发展史，既有前后相继，又有交叉互动，还有相反互补，联络成生动的有机的整体。对于这样的历史，我们大可不必使用一个主观观念去图解或肢解它，也大可不必寻找一个时髦线索去重构或歪曲它。如果要说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统率性线索，那就是现代诗歌对自身矛盾和社会矛盾所作的前进性追求和探索，数代诗人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体现的正如30年代施蛰存所说过的话，即“《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②若我们不把这段话中的“现代”作“现代主义”的理解，那么就可以用来概括六大诗学核心观念所体现的共同性追求和探索目标，它构成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贯穿线索。 三 传统历史研究把“启蒙与救亡”作为中国近现代两大时代主题，一些学者又把它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面对的两大课题和体现的两大主题。确实，研究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主题离不开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中国现代诗歌孕育诞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地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期。新诗既应“运”(运动)而生，又生不逢“时”——没有孕育诞生在艺术时代。当时的新诗的生态环境是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运动，是民族民主的五四运动。在这样生态中诞生的新诗当然地带着时代潮流下的政治化的新诗文本特征，它成为一种传统直接影响到百年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的发展。同时，中国现代诗歌诞生并不完全是汉语诗体自然进化的结果，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反叛传统转向西方从而同传统汉诗产生严重裂缝中诞生的；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又决定了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文化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没有形成相对规范和公认的诗歌美学体系，这又成为一种传统直接影响到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和诗歌的发展。以上两个方面的传统，使中国新诗诞生以后面临着两大课题，即承担社会时代的使命，承诺诗歌面向现实，把握时代，承担诗歌自身建设的使命，承诺诗歌回返自身，“诗”的建设。百年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就在这种“苦恼”的压力和选择中进行，而这种选择的独特性和矛盾性就构成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建设的独特性，中国现代诗学和诗歌发展中许多问题，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和说明。 呈现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和嬗变，正好恰当地显示了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这一特殊性。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和嬗变，所呈现的正好又是面向社会和面向诗歌、社会建设和诗歌建设的双重主题变奏。“诗体解放”论大致包含着破和立两个层面。从破的方面说，就是冲破旧诗体和旧诗规则的束缚，其中最重要的是冲破旧诗词的语音组合结构；从立的方面说，就是倡导新诗的自然音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破和立结合使初期新诗冲破传统的诗体和诗语结构，而其目标追求就是那时期的社会要求——让“新内容和新精神”进入诗歌。正如胡适所说：“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③“为诗而诗”论的出现，直接针对着“诗体解放”论由唯善而产生的非诗化倾向。在新诗初期“破坏”的狂风吹过后，必然要提出新诗的艺术质量问题，这样1923年前后新诗发展就进入自身建设阶段。“为诗而诗”论的“诗”，就是“诗美”，具体说就是诗的审美追求和诗艺要素，闻一多、朱自清、周作人、梁实秋等人反对初期新诗的非诗化，酝酿纯诗化，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等正面提倡纯诗运动，延续到30年代，极大地提高了新诗的建设水平。30年代初期，诗坛面临两种压力和选择，一种是迫切的新诗建设问题，一种是迫切的现实斗争问题，因此在纯诗化成为基本趋向的背景下，主张诗歌强烈地面向人生、面向大众的革命诗学也在生长着，终于形成对峙的大众诗歌的潮流。“一些诗学工作者承诺了社会历史使命，探讨诗歌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规律，而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诗歌本身的建设，当他们把诗歌作为完成历史使命的工具时又偏离了诗的轨道；而一些诗学工作者则承诺了诗歌本身建设的使命，但在一定程度上又疏离了现实的责任。”④到抗战爆发，纯诗化运动消歇，而大众化运动继续发展。新诗诞生以后就交织着诸多矛盾，如引进西方诗艺与发扬中国诗歌传统、雅与俗、面向现实与提高诗艺、知识分子主体与工农大众主体等，这些矛盾在过去没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正确解决，“大众诗歌”论的提出，相对以往诗坛表现为一种诗学和创作方向的转换，可使这些矛盾更好地展开，这无疑有利于中国新诗走上更加健康健全的发展道路。虽然纯诗运动和大众诗歌运动都在承诺新诗发展的历史使命，但都存在偏颇，这就为诗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选择“新的综合传统”提供了积累，这就是“综合传统”论诗学核心观念出现的背景，其目标就在于同时承担面向现实和诗歌建设的双重使命。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努力把双重使命承担起来，开辟新诗发展的宽广道路。事实上，两个诗派和艾青等重要诗人都能够按“综合传统”的诗学核心观念，较好地承担起社会历史责任和建设新诗责任，掀起了“新诗现代化”运动，从而把中国新诗发展推进到全新的阶段。建国后解放区文学精神扩展到全国，提出了建设“新诗歌”反映新生活的问题，基本话题是诗歌的民族形式，克服同中国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脱节的倾向，但“服务政治”论所确立的思想改造原则、抒人民之情的原则、颂歌原则等，造成了诗歌的内容统一、流派贫乏和形式单调。1980年开始了中国新诗重要的探索期，经过短暂的“回归”传统的探索以后，先锋诗人提出了“个人写作”论。“个人写作”论坚持的是所谓独立的自由的沉潜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文化姿态，明确地提出结束现代诗歌和诗学史上存在的政治写作和纯诗写作(实质是唯善写作和唯美写作)等偏至，把写作建立在更为独立的“个人”基石上，自觉地维护诗歌多元化局面。由此可见，“个人写作”论是对以往的诗学观念的整合和超越，它突破了唯善和唯美争论，消解了社会责任和艺术责任裂缝，从诗人、诗学、诗歌的基本品格上为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当我们作以上梳理后，就会清楚地得出结论：在双重主题变奏下，中国现代诗学和诗歌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中国现代诗人是有历史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的，中国新诗立足自身传统，始终作着不懈地探索，其曲折发展呈现着自身的独特性和历史的进步性。 双重变奏主题的追求和探索，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由此动力机制所决定，中国现代诗学观念的联络和嬗变，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两种压力和选择所形成的多种因素交往作用的必然结果。我们根据双重变奏主题，把推动诗学理论确立的诸因素分成需求条件和创造条件。就“需求条件”说，主要是现实的社会的需求和诗歌发展的需求。离开了这些条件，某种诗学观念的提出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作为小叙事的诗学史，同样需要凸现历史的脉络和逻辑。就“创造条件”来说，新诗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和建设自身必然要多方吸取营养。首先就是向域外诗学借鉴。新诗在初创期就形成开放品格，朱自清认为新诗诞生就接受了外国诗的影响，“这并不就是奴隶根性”，“外国的影响，使我们文学向一条新路发展，诗也不能够例外。”⑤但是，在借鉴的同时还需要继承传统诗歌理论，继承新诗发展传统，并在这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在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虽然各诗学核心观念借鉴重点有所不同，有时甚至由这种不同而成为自身独立存在和观念联络嬗变的重要特色，但事实上，每一诗学理论的确立，都不纯粹是借鉴横移，也不纯粹是纵向继承，而都包含着继承和创造。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勾勒中国现代诗学历史时需要注意核心观念产生的“需求条件”和“创造条件”，注意分析每个核心诗学观念在自身发展中各种条件因素矛盾运动的演化历史。 四 以六个核心观念的联络和嬗变来叙述中国现代诗学史，这种叙述策略带有局部知识的特征。局部知识的问题意识集中在相对说来比较具体的焦点上，它带着视角主义的意味，需要防止局部知识陷入孤立化。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与嬗变的叙述，同样需要防止把核心观念孤立化倾向。大叙事凸现历史的脉络和逻辑，小叙事也不应淡化历史意识。 首先，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与嬗变史的叙述，应该充分揭示这些核心观念之间的联系，揭示观念在社会文化背景和整体诗学历史中的演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核心诗学观念的存在及其价值(合理性、进步性和局限性等)，才能使之构成文学史客观规律的必然环节。如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价值评价，目前最为分歧的就是对于“大众诗歌”的提出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诗学社会政治模式的评价，对于“为诗而诗”的提出而开始引进现代主义唯美诗学的评价。如果我们在叙述这两大核心诗学观念时注意历史意识，分歧大致得到解决。对于前者，我们首先肯定“大众诗歌”论提出是现代诗学具有积极意义的方向转换，它使新诗诞生以来就交织着的重要矛盾得以展开，有利于新诗走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其次把“大众诗歌”的发展放在民族生死攸关的背景中，充分理解当时创作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赞叹诗人的牺牲精神，其功绩是历史性的，对文学功能理解的偏颇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人们有理解的义务。对于后者，我们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虽然在文学史上常常处在沉潜的边缘地位，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作为否定的对象，但它却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学更容易确立“现代”价值，它所内涵的包含性、暗示性、综合性、间接性、客观性等观念和方法，更能满足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求。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发展，给予中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巨大，主要体现在：一是引导新诗从破坏期进入建设期，提出了“诗”的追求；二是在“诗”的追求中更新创作观念、审美原则和艺术技巧。其贡献不仅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形成诗学史的一脉传统，而且给予整个现代诗学以伟大革命，同时满足中国新诗反叛传统和加入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 其次，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的嬗变的叙述，应该充分揭示每一核心观念自身的酝酿、提出、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揭示核心观念所统率、所影响、所勾连的文学史的丰富性和联系性，从而展示在独特视角下真实生动完整的现代诗歌和诗学发展历史。中国现代诗学理论极其丰富，一部新诗史是各种流派纷呈更迭的历史，而每一流派一般都有完整的诗学体系；现代新诗发展史上形成了一批卓然成家的诗学理论家，他们一般都有各自独立的诗学住房；伴随着新诗创作的批评和评论，都强烈而鲜明地在表达自己的诗学观点，每一位进入创作的诗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自己的诗学观点。虽然中国现代诗学理论极其丰富，但这些理论绝不是杂乱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自身的丰富性和相互的关联性，而核心观念则是起着核心的主导的甚至统领的地位，因此诗学核心观念的叙述，应该充分注意其相对于其他诗学理论的主导性，也应该充分注意在其主导下的诗学理论的丰富性。如“解放诗体”论是新诗诞生期的核心诗学观念，它酝酿于“诗界革命”年代。诗界革命的诗学主张即“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表面看强调保存旧诗的格式和格调，但由“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产生的新派诗、新学诗和歌体诗，就推动着诗语白话化和诗体散文化。胡适等人在1915年前后提出“以文为诗”写作白话诗，推动诗歌的白话化和散文化，但其早期创作大致仍然沿着诗界革命一路走。直到1917年8月回国到北大后才认定“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由此提出“诗体解放”论，主张“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从而达到反文言的白话化与反诗歌的散文化的统一，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新诗，建构起以“诗体解放”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成为初期白话诗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新诗运动先驱者如刘半农等的诗歌与诗论都体现了“诗体解放”论的要求。但是，初期诗人仅仅开辟了道路，而创造真正体现诗体解放的现代新诗，还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1922年胡适为汪静之《蕙的风》写序说到这过程，即自己五、六年前的创作与批评，到五四期的俞平伯、康白情等人的创作，再到五四后汪静之等人的创作。在这一路创作和批评的同时，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诗潮同样经历了一个诗体解放的发展过程，认定“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⑥其创作的自由体比专注于从旧诗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白话诗，更具时代精神，也更具世界意义。郭沫若等之后的小诗、散文诗创作和批评，同样是以“诗体解放”论为主导的。由此可见，“诗体解放”论确实是新诗诞生期的诗学核心观念，只要注意到历史意识，诗学核心观念的主导性不会抹煞这一时期诗学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再次，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与嬗变的叙述，需要尊重历史，处理好核心观念同诗歌流派的关系。中国现代诗学核心观念的演变，是超越新诗流派的，它受新诗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某个核心诗学观念的演化，往往成为一段时间内多个新诗流派以及不在流派内的众多诗人的共同追求和趋向所形成的诗歌发展潮流，因此能够划出中国新诗和诗学发展的特定时期。但是，由于诗学理论的呈现需要借助于特定的表达载体，共同的追求和趋向又有利于形成风格鲜明的流派，因此中国现代诗学观念的提出和演进，为一些新诗流派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而一些新诗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又成为诗学核心观念的呈现和嬗变的重要标志。这就是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史的重要特征。它要求我们尊重这一特征，既要揭示诗学核心观念的主导性质，又要揭示诗歌流派自身的鲜明特征。大致说来，“诗体解放”论与初期白话诗派、五四浪漫诗派、初期写实诗派、湖畔诗派、小诗派等有关；“为诗而诗”论，则集中体现在初期象征诗派和30年代的现代诗派、后期新月诗派，以及30年代的京派批评中。“大众诗歌”论同中国诗歌会诗派的积极倡导有关，之前有普罗诗派，之后有抗战诗歌运动、延安诗派和晋察冀诗人群。以融合为特色的“综合传统”论，最集中体现在艾青的探索中，体现在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理论和创作中，两个诗派的外在倾向有明显差异，但是他们面对新诗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却有着共同的立场，都在那一年代保持着综合的追求和自身的独立，形成一个互补结构，唐蔔把两者分别称为崇高的山和深沉的河，共同组成一个“诗的新生代”。“服务政治”论使建国后很长时间里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新诗流派，但是颂歌抒情诗、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同样可以作为准诗歌流派来看待，因为它们在核心诗学观念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特色，在诗坛形成特色鲜明的诗人群。“个人写作”论萌芽于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性追求中，到80年代末正式成为一种创作趋向，集中地表现在“90年代诗歌”中，虽然人们认为“90年代诗歌”并非流派宣称，但显然其共同的创作和理论趋向具有先锋实验流派的特征。我们在诗学核心观念的联络和嬗变的叙述中，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流派对核心诗学观念呈现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①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②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载《现代》第4卷第1期。 　　③胡适《谈新诗》，见《中国现代诗论》(上)，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④龙泉明《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⑤朱自清《新诗杂话·真诗》，见《朱自清全集》(2)，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⑥郭沫若《论诗三札》，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第60页。 　　 　　作者简介：许霆(1951—)，男，江苏太仓人，常熟理工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