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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两个字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读骆寒超《20世纪新诗综论·引言》 此书试图对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诗潮、诗质、形式进行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为其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参考。书前的引言很简短，征引了几位权威人物就新诗整体而言、在不同时期的重要言论，转引如下： 鲁迅—— “诗歌却已奄奄一息！”语出鲁迅《诗歌之敌》，原文1925年1月1日，编入《华盖集拾遗》。其时距新诗诞生不足10年。查原文，上下文如下：“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 及至1934年鲁迅在《致窦隐夫》又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霉运！” 冯雪峰—— “新诗的历史上还包含有若干的错误与失败。······我们三十多年来的新诗，就是拿最好的代表作来说，······都还没有达到让人经久地传诵的程度，像那文学史上留下来的普通的杰作一样。”又说：“现在是一个应该检查和总结新诗的经验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它的失败与错误地方的研究。”（1951年2月，《我对于新诗的意见》） 毛泽东—— “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大洋。”（1958年春，在成都会议上发谈话） “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1960年代中期，致陈毅信） 以上三人，一是革命领袖，一是文坛主将，一是新诗元老。时间跨度40年。 及至1997年，曾因提倡朦胧诗著称的孙绍振竟发表《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一文，提出了“危机论”：“当前中国新诗显然是处在危机之中。” 至此，骆寒超作出了“20世纪中国新诗在诗潮、诗质与形式三个方面都存在着足以致命的过失”的判断，然后又得出结论：20世纪中国新诗是在这三个方面，突破性的成就与足以致命的过失共存的对立而统一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中国新诗存在的过失虽然足以致命却还没有使其短命，这是因为有着那些“突破性的成就”的支撑；反过来说，虽然它有那些突破性的成就，但是因为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如果不好好解决，是有可能“致命”的！ 我赞成骆寒超先生的这个结论。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在新诗界那些“自我感觉”特别好的人们，那些总是醉心于虚假的繁荣而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估计又极低的盲目乐观派，尤其是靠新诗吃饭的人们把持着话语权，不肯正视新诗存在的问题，因此诗坛乱象层出不穷，胡言乱语混淆视听，一些歪诗劣作大受追捧，这对于新诗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因此，我要为“危机论”提出一些新的例证作为对骆氏的补充。由于这些内容多是新世纪的产物，当然不曾纳入本书的视野，却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合乎事实也合乎逻辑的“警诗”之言。 季羡林老先生在临终之前，于上世纪末断定“新诗是一个失败”，其言也哀。 像是有意无意的呼应，流沙河不揣冒昧，十余年后，又在四川省图书馆举办的讲座上宣称新诗的实验是一个失败，好作品极少。 这两位先生的地位、名声注定了其逆耳之言会产生较大的反响，自不待言。此外一些文章也常有类似观点之阐述，只是不太容易引起注意罢了。略举二例吧：
盛海耕算是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诗歌研究者，他在题为《新体诗断想》的长文中大声疾呼：“中国新体诗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知道这句话有人接受不了，却并不忌讳，而是进一步描绘出可怕的危局：这句话“其实早该喊了，现在喊，为时已经颇晚。挽狂澜于既倒，相当艰难。新体诗像盲人骑着瞎马，正雄赳赳地朝万丈深渊冲去。”“人们常说新诗艺术形式方面的最大弊病是散文化，把诗写得比拙劣的散文更拙劣。”“散文化恶性发展，以至终于弄到今天的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新诗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而名不见经传的邓程有一篇文章干脆就题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新诗》，并且尖锐地指出：“权力集中于学院并由此带来的学术垄断，而学院由于自身的专业素养的缺乏导致对新诗方向的把握的力不从心，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是新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主要原因。”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却也不是毫无根据吧。 人们常说要“居安思危”，如果已经“居危”还要误以为“安”，不是太危险了吗？又有言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是连眼前的“近虑”都没有，那又怎么样呢？ “致命”两个字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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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0 20:35:15
发表于 2015-1-27 22:4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