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的朵朵浪花

抽刀断水

往事的朵朵浪花
——两本《嘉陵江》旧刊忆略

继续清理橱中旧书刊，发现两期薄薄的每本仅有40页（2.5印张）的《嘉陵江》，不禁喜出望外。别看她显得十分寒伧，与现在堂而皇之的《嘉陵江》比起来大为逊色，简直有天渊之别，然而却不啻出土文物，具有珍贵价值。因为这是江北区文学发展史的阶段性证物呢。作为这个刊物的创始人，我瞧在眼里，感到无比亲切，拿在手里，更感到其沉沉的分量。由此，激活了我心中往事的朵朵浪花。
江北区文化馆位于江北嘴，即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与朝天门相对的一处半岛状地块，其上建成了重庆的水陆交通要冲江北城。如今旧城已毁，重建了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民国时期，在江北城顶端建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公园，公园里有一座两层的法式小洋楼，这就是江北区文化馆的原址。也是我从事文化工作的“发蒙”之地。1982年3月，我从字水中学调到这里担任文学辅导干部，接编也许当时是重庆市唯一的这家名为《嘉陵江》的四开文学小报（再追溯其前身则是竖立在江北公园大门口的手抄专栏）。此前我已经在上面发表了一些作品，而她的创始人王群生、谢宜春先生已经先后调去重庆市文联任职。可叹的是当我在键盘上敲出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已经先后应召去天国报到了。对于他们当年的扶掖，我心中自有一份永远的感念。我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次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的社会角色转换，正是因为因缘际会，三生有幸，他们留下了空缺，由我去填补了这个位置。其间的过程，我在《随波逐流与推波助澜——江北区1970-80年代“文学热”回眸》（收入刚刚问世的《我的诗人梦》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叙，不赘。
回到两本薄薄的《嘉陵江》刊物上来。《嘉陵江》小报当年红红火火，除了《重庆日报•两江潮》之外，这就是业余文学作者向往的园地了。她能够开风气之先，发展成为区办文学季刊，与我人生道路关系很大。我接编《嘉陵江》之后，一路顺风，先后担任了江北区文化馆长、文化局副局长、局长，虽然后来不再直接参与《嘉陵江》的编务，但是一直关心这块热土。话说到了1990年，江北区政府换届，政府属下的各个部门领导人当然随之调整。我就被免去文化局长职务，担任专职文联副主席，后加括号，注明“正处级”（一笑）。之所以作此安排，据云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文学专长。这一安排看来是给我一个“闲职”，我却闲不下来，上任伊始就决定好钢用在刀刃上，利用有限的经费，把已经显得太过狭小的《嘉陵江》小报改为杂志型季刊，让更多的作者能够登台亮相，使更多的作品面世现身。为了解决人手问题，特地从沙坪坝一所中学调来何国利担任专职编辑（后来任命为主编）。此公经过这一岗位的历练，后来得以调到《重庆晚报》副刊部任职，直至退休。那本90年第3 期刊物扉页标明为“总第26期”，由此可知，虽然季刊已经不再是一张小报，她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处。另一本《嘉陵江》虽然不再标明总刊期，据此推算，应是36期了。
以上算是交代《嘉陵江》季刊的来由。还是回到这两本刊物实物上来吧。9月10日，我应邀参加江北区作协、二月文学社为我举办的《我的诗人梦》首发式，在讲话时回顾江北区文学事业发展历程是，特意展示这两本刊物，与会者无不啧啧称奇，有人称之为“文物”呢。36期尚有复本，我特地赠与姜孝德，他喜出望外，视若至宝。这是因为他在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群众文化工作的论文，具有纪念意义。顺便提一句，他后来也由刘家台街道文化站调到江北区文化馆担任文学辅导干部，算是我的后任；而他现任江北区作家协会主席，不仅自己写了大量文学作品，还成为不可多得的江北文化史专家，编选出版了两巨册《重庆市江北区历代文学作品选》呢。
我在江北区文联专职副主席任上呆了不久，1991年6月就调到重庆日报社担任副刊部主任，当然已经离开了《嘉陵江》。而后听说她停刊了，曾经感到十分惋惜。尤其是后来居上的南岸区的《南山风》文学季刊办得红红火火，有此对比，更使我懊恼，曾叹息“嘉陵江断流，南山风劲吹”呢。由36期《嘉陵江》可知，其后还维持了一段时间，方才“断流”的；因为刊物还刊有《稿约》。好在她到底还是等到了时来运转，到了21世纪之初又得以复活，而且交了好运，比过去活得更好。虽说目下区县办的文学刊物在在多有，但是她还是说得上出类拔萃，令人不敢小觑。
下面不妨就这两期《嘉陵江》做一些介绍。首先看看人事安排吧：26期主编是王致铨，副主编王正平、何国利，编委除我以外还有王路、王轩远、王明义、何吉明、余人、於玉宝、李世维、郑远彬，除王路是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其余都是文化馆业务干部或业余文艺骨干。而今王轩远、於玉宝二位皆已辞世，再叹！36期编辑班子略有变化：主编换为何国利了，不再设副主编，编委一仍其旧，我虽然已经调离，仍然在数。
再看栏目设置吧。就不一一罗列，只捡其要者谈谈。
26期选载了《90年代第一春》征文入选作品4篇，是其亮点。其中有1950年代就以“绿洲”笔名蜚声重庆文坛的薛继洲先生的《启程》一诗，歌唱“四化”硕果、“明天的日出”，豪情满怀。早年我曾久仰其名，登门拜访，写过《访绿洲不遇》一诗呢。
小说自然是重点，26期选发了4篇，以头条位置推出了莫怀戚的《疯子》，足见开放的态势与卓异的眼力。说到开放性，不妨顺便提到，其他栏目也不乏外区作者的身影。例如张新泉、马立鞭、杨金邦、刘清泉、冯尧安、景良图等。
26期的《故地重游》是为调出江北区的文朋诗友特设的，刊登了熊宪光和黄兴邦的诗文。此二人都十分了得啊：熊宪光后来是西南大学文学院的资深教授，黄兴邦则是编审、知名作家、诗人，现为重庆市新诗学会副会长、《银河系》执行主编。这就涉及重庆文学界“江北帮”的话题，按下不表。
由《古韵新声》可见编者对当时诗词复兴之势的敏感，26期居然有石天河先生的一首《水调歌头》。当时四建公司青工的李高清的《红情》也入选其中，此君现在已经在诗词界久负盛名了。36期还保留了这一栏目，可知其连续性。值得一提的是，本期还特地聘任王端诚为特约编辑，说明了对此栏目的重视。王君后来成为重庆市诗词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如今是该会的名誉会长哩。
36期的《佳作选刊》发表了成都诗人张新泉的《近作四首》，这组诗体现了这位日后的鲁奖得主的独特风格。特地加了颇为精彩的编者按，给了他“贵宾”待遇：“这是一种朴素的诗。贴近现实，又超越现实。俯仰吐纳之间，诗人的生命气象俱现无遗。刊于此，以彪炳一种精神与气度。”
36期还有两个栏目不能忽略：《这边风景》发表了何国利的报告文学《是诗，也是史——杨芝虎与康福来》，一看题目就知道作者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前不久我还在鹅岭公园的鹅项山庄见到了杨芝虎先生——他是设在那里的国学馆的馆长，可惜那时还没有找到这本《嘉陵江》，未能旧事重提。另一栏目是《作家书简》，这就得不避自吹之嫌了：刊登了著名德国诗歌翻译家錢春绮先生给我的的一封信（算是他的遗墨了，弥足珍贵），是为答我的约稿所寄，由我写了一段说明文字；还有蒲健夫致泉鸣书信一通，谈教授“下海”事，议论风生，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如今我“年事”算高了吧，因此往往慨叹于友人作古而想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中的锥心之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两本薄薄的旧刊中的作者我大多认识，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从1990年算起，离现在27年过去了，有的编委、作者已经永离人世。我知道的就有：王轩远、於玉宝、莫怀戚、陈蔚德、錢春绮、蒲健夫、帅希倩、刘华柏、冯尧安。那么，就让我虔诚地为他们燃起一炷心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