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回 毁家兴书侠义事 仗义疏财自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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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格律诗记事

第二十五回   毁家兴书侠义事   仗义疏财自在心

死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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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话说初识邵洵美。是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中，并且还是很不好的印象。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中这样写道：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这篇杂文文笔犀利，剖析精当，读来令人振聋发聩。在文后的注释有：穷青年“是讽刺作乐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等人”。
    及至后来读到邵洵美精美的小诗《季候》时，似乎觉得一股清凉的感觉注入心田。

季候

邵洵美

初见你时你给我你的心，

里面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

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

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

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

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

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近来在梳理新月派诗人的格律轨迹时，有幸读到林淇先生的《海上才子——邵洵美》，眼前豁然开朗，不仅彻底颠覆了邵洵美在心目中的弊屑的渺小形象，而且觉得：若论爱国仁人志士，不能没有邵洵美；若论中国出版史，不能没有邵洵美；若论现代格律诗史，不能没有邵洵美。邵洵美的人品与文品，我们后人须仰视才行。

二

    邵洵美出身于一个煊赫的家族。祖父邵友濂是晚清时期的封疆大吏，曾赴俄罗斯参与重订《中俄伊犁条约》，为中国争回部分领土与主权，先后出任过苏淞太道(相当于上海市长)、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等职；外祖父盛宣怀更是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实业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又娶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为妻，其家财无数，连自己都不大清楚。
    但邵洵美不同于世俗的纨绔子弟，虽然他为人豪爽大度，一掷千金，但许多钱花在了自己痴迷的事业上，花在尽心竭力地帮助朋友身上。“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邵洵美以这种观念入世，帮助过许多文人，被称为“孟尝君”。由于他有才、有情、豪爽仗义又从事文化事业，所以，他的周围总是高朋满座，谢寿康、张道藩、徐志摩、陆小曼、郑振铎、曾孟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老舍、施蛰存、凌叔华、丁玲、邹韬奋、夏衍等，文坛左、中、右各路英才，还有许多艺术家如徐悲鸿、叶浅予、刘海粟、钱瘦铁、张光宇三兄弟、丁悚父子、黄苗子夫妇、万籁鸣、郎静山等等，都与邵洵美有密切的来往。
    邵洵美为事业，为喜好，为朋友挥金如土，最后一文不剩。他的巨额家财来路正，去路也正。他用自己的钱财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情，为所有认识他的人所称道。
    邵洵美是著名出版家，如果没有邵洵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史将被改写。从1928年到1950年，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当中，也将“巨万家产”毫不吝啬地投入进去。他先后经营“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上海时代书局，办过《狮吼》、《金屋》、《新月》《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诗刊》《文学时代》、《万象》、《论语》、《十日谈》、《人言》、《声色画报》(后改为《声色周报》)以及中英两份抗日杂志《自由谭》与《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等刊物。黄苗子称：“《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邵洵美也是了不起的翻译家。邵洵美1906年生于上海，少年时即入圣约翰中学就读，接受优秀的中英文教育。18岁时，又入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系，但他却将全部精力扑在英国文学，具有很高的翻译水平。他的翻译事业主要在后半生。1950年，他所开办的时代书局因出版物中出现错误，受到《人民日报》一连七天的批判，书局因此关闭，他的出版事业遂告结束。在夏衍的推荐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请邵洵美翻译外国名著。邵洵美对此很感兴趣，认真而刻苦地翻译了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印度文豪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等。他还应上海出版公司的约请，翻译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并为青年翻译家王科一校订《傲慢与偏见》，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与佘贵棠合译的《玛丽·白登》，此书多次再版，后改名《玛丽·巴顿》，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邵洵美的翻译成就得到专家的赞赏。
邵洵美还是著名的诗人，曾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出版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等。邵洵美被冠上“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他写诗歌，也写诗歌评论，他对于新诗的形式问题也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思考。
   1958——1962年间，邵洵美由于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而遭受牢狱之灾，身心受到严重的戕害。1968年5 月初的一个晚上，时年62岁的邵洵美在上海寂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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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辑录几件邵洵美的轶事。

    一、胡也频是1931年2月7日彼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的。胡也频牺牲时，丁玲正分娩不久，未曾复原的身体加上这沉重的精神打击，又还得担心遭受牵连，其痛苦自不堪言了。而且，因不能写作、工作，连生活也难以维待下去了。此刻，胡也频、丁玲的亲密好友沈从文去向徐志摩求助，徐将丁玲的一篇稿子力荐给中华书局买下，但所得微薄，杯水车薪，且当时沈从文为避迫害，为保护丁玲和自身安全，必须立即远走他乡，那就需要更多的钱。徐志摩和陆小曼一商量，想起了邵洵美，于是徐亲自去向邵借来一笔钱交给了沈从文。随后，沈和丁玲假扮成夫妻，带了孩子.秘密离开上海，始保得平安无事。
    二、1937年，抗战爆发。邵洵美以宣传抗日为己任，于1938年9月1日，借用美国女友项美丽名义，挂起洋商牌子，由她作发行人并任主编，创办了宣传抗日月刊《自由谭》。邵洵美亲自为刊物题名。他为了向国际宣传中国抗日，特地又请项美丽再以其美国人名义另行出版一份英文月刊《candid comment》 (《公正评论》)，为《自由谭》姐妹刊，同时也请她担任发行人和主编。
《自由谭》月刊半是画报(摄影图片和各类画)，半是文字。刊首有编者写的时事短论，短论放眼国际反法西斯的新闻和动态并作简要分析和评论。月刊具有强烈的控诉情绪和激昂的鼓动力，真实地录下了中国人民慷慨悲壮的杭日斗争。
    三、邵询美在《自由谭》创刊号上发表了长诗一首《游击歌》。写《游击歌》这首长诗，还有一段故事。那年，有个美国最出名的战地记者奥登来到了上海，经项美丽介绍，奥登认识了邵洵美。奥登也是个诗人。有一次，他与邵洵美坐轿车到一个地方去，在车子里两位诗人谈到了诗。奥登忽发问，说中国为什么没有抒发抗战激情的好诗。邵询美为长我国人之志气，说：“有啊!”于是当场用英文急就了几句朗诵给他听。并假托说这是译的某中国诗人抗战诗中原句。奥登听后大为赞赏，连连称好诗，一定要邵洵美译出全诗来。邵洵美回到家里，挑灯夜战，以无比激情，用中文写出了《游击歌)，并随便取了个名字作为作者“某中国诗人”的名字，写在诗首，然后再译成英文。奥登如获至宝，后来将这首英译的《游击歌》录如他的一本名叫《joumey to a war》的书里。奥登的这本书出版后，重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看到了，就将书中这首英译(游击歌)长诗一再印发，并写明为诗人邵洵美所译(政府中人不知此中内情)向国际作扩大宣传。
    四、邵洵美在《自由谭》第2期上，发表时事短论，推介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一文，他说：“毛泽东先生的新著便值得使人赞扬了。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领，中外称赞，决不是偶然事也。”
    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党内决定将该著作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当时，党把翻译任务交给了一位名叫杨刚的女地下党员。杨刚时年仅二十多岁，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她是周恩来赞赏和信任的人。杨刚跟邵洵美的女友项美丽是好朋友。这时项美丽将杨刚掩护在自己家里，项美丽那幢花园小洋房楼上靠西边的一个房间即成了杨刚的卧房和工作室。杨刚也就在此时认识了邵询美。杨刚在这间房里完成了这部辉煌巨著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杨刚常请邵询美一起斟酌译文字句。全文尚未译毕，即送(Candid Canmem)开始连载，在上海的外国人中传播。当时，毛泽东还特地为外国读者作了一篇序言，序言为毛泽东亲笔所书。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公文笺上的，也由杨刚一起译就。接着杨刚等党内同志将这部译稿的秘密印刷和其后的散发工作郑重托付给了邵询美，邵询美冒着危险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个任务。为此.杨刚在为英译本写的《前言)里还说了感谢邵淘美的话。
    邵询美是将译稿秘密托印于与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家有往来的一家印刷厂的。这部译稿从送稿、往返传递校样到出书，都是邵询美在秘密联系好以后嘱咐王永禄去办的。此稿前后历时两个月才印出了书，共五百册(32开本)。封面白底红字印着英文书名《论持久战》和著者毛泽东几个字。五百册书装在项美丽的自备轿车里，由王永禄护押着，邵询美亲自驾车，运到项宅藏了起来。然后，通过三条渠道散发出去：一部分由杨刚承担了去，一部分由项美丽托人送发出去。她所托之人名叫华尔夫，是她家常客，年仅十八九岁，是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这个碧眼黄发的年轻洋人欣然担任了义务发行员。一部分由邵洵美、王永禄暗销了出去。邵洵美驾着项美丽的轿车，王永禄带了一些书坐在后座，车在西区僻静马路上的外国人公寓、住宅处兜来驶去，候到周围不见人时，迅速停下。王永禄马上拿起几本书从车内跳出，奔到外国人公寓或住宅前，在每个信箱里塞进一本书，又立即返身上车而去。这样，两人花去了几个清晨和深夜，送出了四五十本书，完成了任务。
    五、徐志摩和朋友们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第二年新月书店因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向邵洵美招股。邵洵美为与志摩的情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人新月，以“邵浩文”的名义作为发行人，并担任经理，自己的《金屋》月刊办到年底停刊，直至1932年新月书店关闭。1931年1月志摩与孙大雨及邵洵美创办《诗刊》，邵洵美还积极帮助志摩做了征集稿件、编辑、设计封面等大量工作。

四

    邵询美是浙江余姚人，1906年6月27日生于上海，他六岁上私塾，八岁就能答对外公盛宣怀出的上联。十岁前已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的诗教，从中国历代伟大诗人、伟大文学家的作品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邵询美写作新诗，大约始于1922年。他的处女作是一首题为《二月十四日》的散文诗，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上。他写的新诗，据邵淘美说:“最初的时期尚以为是自己的发现，我写新诗从没有受谁的启示，即连胡适之的《尝试集》也是后来才见到的。当时是因为在教会学校里读到许多外国诗，便用通俗语言来试译，(一个旧家庭的弟子，他并没有知道世上有所谓白话文运动。)”
    后来，他的一位朋友送给了他两本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和俞平伯的《冬夜》。从这两本新诗集中，他“感觉到一种新的力量在蠕动，”然而他又感到这些诗大多写得草率和散漫，缺乏诗的艺术美。
    1923年年方十八岁的邵询美从大学毕业，告别未婚妻，离开上海赴欧州留学。在意大利读到了希腊女诗人莎茀的诗集，他悟出这位古希腊女诗人的诗格和中国旧体诗的格律有许多形似之处，他“嫩弱的灵魂以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以后，他便抱着创造中国新诗格的愿望，写了一首又一首用莎茀格的新诗。对于其它的诗体，他也大胆地进行了尝试。可以说他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就是他的“尝试集”。
    1924年初，邵询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并且大量接触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文学名著，对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代派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这期间对英国及西欧其它国家文学名著尤其是诗歌作品的学习，对英国语言的深刻理解与掌握，为他以后的新诗创作和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回国后，立即与徐志摩结为好朋友。他们往来频繁，互致问候，切磋诗艺，探讨文学。1927年春，徐志摩“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在《新月》月刊创刊后，邵沟美成为该刊的核心人物之一。除了写诗，出版书籍刊物，参加“新月’社的活动，他还是中国笔会的积极成员之一。当时在上海的中国笔会是有各派作家、诗人参加的松散的组织。邵洵美在新月社和中国笔会中，和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诗人交往，他的诗艺也日益成熟，写出了许多好诗和文章。
   邵洵美一生创作的新诗到底有多少，由于资料不全，还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
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邵洵美前期(1922一一1926)诗歌代表作：有《昨日的园子》、《来吧》、《我是只小羊》等。
    《昨日的园子》每节四行，共有四节。全诗由匀称的前后两部分构成。这首诗从阴森、死亡写到爱情、生命，表现了爱情与生命战胜了阴森与死亡。
    《来吧>是一首直抒胸臆的小诗。只有两节八句，却漾溢着爱的激情，回荡着爱的清风。
    《我是只小羊>也是一首爱情诗。但与上述两首不同，它的构思更为精巧。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凌云飞翔，以新颖、独特的比喻表现“我”与“你”的关系，抒写了真挚的思想与爱恋。
     (二)邵洵美中期((1927一1931)诗歌代表作：有《洵美的梦》等。
    1931年9月，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新月诗选》共选入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沈从文、邵询美、陈梦家等十八位诗人的八十一首新诗。邵询美入选的诗有五首，其中第一首为《洵美的梦》，这是一首五十行的抒情诗。诗行的排列十分整齐，每行都是十二个字。
    前人曾评论过《洵美的梦》，认为这是一首颇能代表诗人整个作品的好诗。
    《洵美的梦》由三个部分结构而成。第一部分用八行诗写梦的到来。第二部分用二十二行诗句抒写希望的梦——幻美的梦。第三部分写幻美的梦——丑恶的梦。
    邵洵美中期的诗歌，总体特点是：诗的思想内容较前期略为深刻，表达感情的艺术手法近可几成热，但内容与形式尚未达到完美的和谐与统一。
      (三)邵询美晚期(1902一一7937)诗歌代表作：有《女人》、《季候》、《声音》、  《自然的命令>等。
    邵询美晚期诗歌成就比中期显著。诗的内涵较为丰富，诗意较为隽永。尤其是《声音》和<自然的命令》两首诗，都是诗人进行“五步无韵诗”尝试的产儿。他曾强调说明他所进行的新诗格律的尝试“是性质的，不是形式的”，意在探索一条使诗的形式能完美地表现诗的情感的道路。
    他举“五步无韵诗”为例，写道：“五步无韵诗”的特点是在能使情境的力量延长，它可以有更自然更复杂的变化，它也有间断，但韵是连贯的，读的人即使在中间休息一下，甚至搁置几天，但是当他要继续下去的时候，精神仍旧能会聚。正象水上行船，那河道有时笔直，有时弯曲，有时宽，有时狭，有时要经过桥洞与山峡;悠长是这条流动的路程，两端的距离尽使有几百里几千里，但是它的生命是一根不断的蛛丝，狂风暴雨也破坏不得它一分一毫。用这种格律，长体会觉不到长;去欣赏它当然要有健康的心灵，而希望一刹那的刺激的却只能怨怪自已的病弱。”（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诗人的这种尝试和探索，对于提高诗的艺术质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诗人的创作道路不能再继续下去，他这种诗艺的探索也就没有开出更美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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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除了创作新诗外，邵询美提出过一些有关新诗创作的主张，他的诗歌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邵洵美谈论新诗的文字重要的有四篇：
(1)1934年5月5日起在《人言》上连载十五期的两万余字长文《一个人的谈话》；
(2《诗二十五首·自序》；
(3) 1935年10月发表于《天下》月刊上的《新诗历程》。
(4) 1957年7月发表在上海的《文艺月报。诗歌专号》上的《读了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

    一、在(一个人的谈话》中，关于新诗的论述，邵询美谈了如下几点:
    第一，诗与性别的关系。
第二，诗的定义。
第三，诗的功用。
    第四，诗的理在与将来。
    第五，诗的欣赏。   
    第六，诗与格调。
    第七，诗与用字的重要。
第八，趣味的表白与诗的经验。

二、在《诗二十五首·自序》这篇文章中，邵询美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
    （一）诗人的使命不在于表现自已，而在于“点化”人类。新诗人写诗与旧诗人写诗不
同，因为他要使用新的语言表现新的时代。邵洵美说:“他要创造新的字汇，他要有上帝一样的涵量及手法，使最不调和的东西和谐地融合。”
    （二）诗的性质是曲折的，象征的。他认为，诗歌使用形容词至多到了比喻便要为止，一到字眼发生了“象征的作用”时，诗便曲折了。他说:“大概形容和比喻是暂时的象征，象征则是永久的形容和比喻；而凡是伟大的诗都有一种长久的象征性。不过等到一首诗要用形容及比喻时，它便已经曲折了，所以诗要绝对明显，除非写得和散文一样。”这就说明，明显的是散文，曲折的才是诗。在当时，邵询美针对一些读者提出的“新诗看不懂”的问题，曾提出：“为整个新诗的命运着想，我们目前不妨减少它的曲折，一步步把读诗的人引上路来，否则他们会吓得永远不敢和它接近。”这个中肯的、切实的意见，在今天也仍然是有价值的。
    （三）诗的题材因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他认为:“题材的变换与形式的发展，同样的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题材观，对于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开拓诗的创作领域，有助于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四）诗的艺术美在于要有“最好的秩序”。邵洵美指出：“只有能与诗的本身的‘品性’谐和的方是完美的形式”。对这种“完美的形式”来说，“字句的秩序是不可少的。‘诗是最好的字眼在最好的秩序里’”。他又说，“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最好的秩序’。”这种“最好的秩序”既是指字句的安排，音律的谐和，更是指字句、音律对感情、情绪的恰到好处的表现。他认为，“光有新技巧也不够。我们知道孙大雨在技巧以外还有他雄朴的气概，戴望舒在技巧以外还有他深致的情绪，模仿他们的人始终望尘莫及。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有了新技巧还要有新意象。”所以，他提出的“最好的秩序”其实是通过最好的“字句的秩序”所达到的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的统一。
  
    三、邵洵美在《新诗历程》中主要盘点了白话运动以来新诗发展的成就。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鼻祖，中国的新诗开始于他，直到了徐志摩新诗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到1936年初，卞之琳的出现才又重振诗坛。
      （二）中国的新诗是受西欧诗歌的影响而兴起的。“排除掉一切外国的影呐，中国的新诗就会像一副没有骨头的骷髅一样，简直什么都没剩下了。即使是我们最有创见的新诗人也都有那么一个或更多的外国偶象作为样板”。
      （三）对当时的年轻诗人卞之琳的一举成名和戴望舒相当出色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四）谈了当年诗人们出版诗集的困难情况。认为《新诗库》的出版对于振兴新诗具有非凡的意义。
      （五）中国新诗虽然充满饶有前途的迹象，却还需要走很长的道路才能达到它最后的目标，我们只能怀着希望进行学习，

     四、邵洵美的《读了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前半部分谈的是读了《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后的几点感想，后半部分谈的是他对如何写好新诗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新诗的存在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它的发生和发展自有它客观的原因”，近一二十年以来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诗歌创作必须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
      （二）高度评价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成就，说十八首里面，“有几首是极好的好诗”，“造意新奇，不落旧套，句法自然，毫无造作，处处显出练字功夫”，对七律《长征》尤其赞赏；
      （三）探讨诗歌创作落后于时代和现实的原因，他认为“缺乏新诗的理论文字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而且“新的诗和新的批评是分不开的”。
      （四）他认为，“在如何接受诗歌的民族遗产上……我们所花的力量也不够”。他还指出，“我们的诗歌，从最早时代起，中间也经历了多少次的改革，每一次的改革究竟从它前期的旧诗里继承了些什么，扬弃了些什么，我们也应当作一些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
      （五）对于当时有人提出的建立新的格律诗问题，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应当允许创造许多种新的格律，但决不要把它当作金科玉律，强迫大家接受，特别不要让少数几个人凭主观意志订出许多清规戒律。     
  

    曰：邵洵美是被涂上灰色色调的人，也是被遗忘的一个人。然而，论出版，论新诗，论爱国，邵洵美还真的是最不该被忘记的人。
    邵洵美一生家财无数，但他绝不是纨绔子弟。他为人豪爽，散尽钱财，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朋友的事情。我们应该拂去灰尘，还历史本来的面目，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
    邵洵美在新诗创作道路上是一个执著的追求者。他从模仿外国诗歌的形式、韵律、雕琢字句，逐渐开始自已的创造，写出了不少深具艺术魅力的佳作。他的新诗在格律形式的探求上也独具特色。他以更高的视角，审视新诗的本质，审视新诗的形式，审视新诗的发展，审视新诗的未来。他的新诗观对于现今的格律探索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正是          钱财散尽交情来
                  功过是非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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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诗二十五首》自序

    十年的诗只有二十五首可以勉强见得来人。从数量方面说，真是寒酸得可怜。我的兴趣多，喜管闲事，结果是自己吃了亏，人家还是不愿意，写文章的时间大部分让别种东西占去，到今天仍没有退缩的勇气；有时候简直怀疑自己和诗的缘分。
    我对于新诗从没有表示过失望，文坛上缺少批评家来给予一种“道德的协助”是事实；无自知之明的便相信自己受了委屈，以为自己是一件未被人发现的宝贝。我从没有过这种幻想，写成一首诗，只要老婆看了说好，已是十分快乐；假使熟朋友再称赞几句，更是意外的收获；千古留名，万人争诵，那种故事，我是当作神话看的。
    我写新诗已有十五年以上的历史，自信是十二分的认真。十五年来虽然因了干着吉诃德先生式的工作，以致不能一心一意去侍奉诗神，可是龛前的供养却从没有分秒的间断，这是我最诚恳最骄傲的自白。
    原因是我和新诗关系的密切是任何人所不知道的。最初的时期尚以为是自己的发现，我写新诗从没有受谁的启示，即连胡适之的《尝试集》也还是过后才见到的。当时是因为在教会学校里读到许多外国诗，便用通俗语言来试释，(作为一个旧家庭的子弟，他并没有知道世上有所谓白话文运动。)到后来一位同学借给了我一份《学灯》，才知道这类工作正有许多前辈在努力。又由另一位同学的介绍，买到了本《创造》，于是更坚决了自己的信仰；但是新诗人中最伟大的徐志摩，连名字都没有听到。当时常识的缺乏，现在想想真好笑；不过也便是为了如此。所以我的作品未曾受到过什么坏影响。
    我讲这些话，当然并不是说一个诗人不应受到任何种的熏陶与影响；我只是要读我的诗的人知道，假使把我的诗去和人家的诗比较，他是会迷途的。
    我也并不是说我投有受到过任何种的熏陶与影响，外国诗的踪迹在我的字句里是随处可以寻得的。这个不是荣耀，也不是羞耻，这是必然的现象，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你当然会沾染到一些他们的气息。我也曾故意地去摹仿过他们的格律。但是我的态度不是迂腐的。我决不想介绍一个新桎梏，我是要发现一种新秩序。
    我以为胡适之等虽然提倡了用白话写文章写诗，但他们的成就是文化上的；在文学上，他们不过是尽了提示的责任。我相信文学的根本条件是“文字的技巧”。这原是文学者绝对不能缺少的工具；但是他们除了把文言译成白话以外，并没有给我们看过一些新技巧。这番工作到了徐志摩手里，才有了一些眉目，可惜他自己也是诗人，于是这些新技巧便变了他自己的装饰，而不容易叫大家公开地享受。闻一多是一位诗艺的学者，但他介绍的外国技巧都偏重在形式方面。柳无忌、朱湘等也曾大规模地把外国诗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来，但因为是十足的攀仿。于是被人讥为西洋的镣铐。说这种话的当然太不了解学者的苦心，不过不彻底的全盘接收是难免会引起人家误会的。孙大雨是从外国带了另一种新技巧来的人，他透彻，明显，所以效力大；《自己的写照》在《诗刊》登载出来以后，一时便来了许多育年诗人的仿制。不久截望舒又有他巧妙的表现，立刻成了一种风气。
    当然，光有新技巧也不够。我们知道孙大雨在技巧以外还有他雄朴的气概，戴望舒在技巧以外还有他深致的情绪，摹仿他们的人于是始终望尘莫及。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有了新技巧还要有新意象，胡适之却一样也没有，因此他只是新文化的领袖而不是新诗的元首。
    所以我们要谈新诗，最好先把胡适之来冷淡〔他自身的成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当然并不是说他和新诗的历史关系可以完全抹杀。但是当新诗的技巧已经进步到有建设的意义的现在，他在艺术上的地位显然是不重要的了。
    新诗已不再是由文言诗译成的白话诗，新诗已不再是分行写的散文，我们只要一看孙大雨、卞之琳等的近作便可以确信。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韵节，每一个时代又总有一种新诗去表现这种新的韵节。而表现这种新的韵节便是孙大雨、卞之琳等最大的成就。前者捉住了机械文明的复杂，后者看透了精神文化的寂寞；他们确定了每一个字的颜色与分量，他们发现了每一个句断的时间与距离。他们把这一个时代的相貌与声音收在诗里，同时又有活泼的生命会跟着宇宙一同滋长。这种技巧是为胡适之等所不能了解的；因为他们已达到了诗的最特殊的境界，尽有丰富的常识还是不容易去理会。
    上面是简单地说明新诗已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同时也解释新诗在近年来虽然外表上有过一时期的沉默，事实上新诗人是无时无刻不在努力锻炼他们的技巧，以求一个伟大成熟的表现。下面让我约略说一说我自己的诗。
    英国文学批评家尼古尔生说过：“一切文学运动的动机都是要反叛他们前代的故有的理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破坏的。他们要打倒旧礼教，打倒文言，打倒旧诗的格律。。。。。。虽然胡适之后来有过建设文学的理论，但是他的根据仍旧是“反面的”。所以他的新诗理论与例子到了“白话自由诗”便中止了。我所引为骄傲而庆幸的便是当时我的年龄小没有加入他们的运动；我的写新诗便几乎完全是由自己发动的；我一方面因为旧体诗翻译外国诗失败，一方面因为常读旧式方言小说而有得到了白话的启示。
    我第一次的新诗创作却是首散文诗，题为《二月十四日》 登在某年某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里。我还有许多小诗，人家看了或者会以为受着当时流行的日本俳句式小诗的影响；事实上，说来惭愧，他们都是些英国名诗的节译或改作，间或有自己的创制，也无非是些琐碎的灵感。他们在一个不相干的地方发表出来以后，方才有朋友拿了周作人、冰心等的诗给我看；偶然的巧合竟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教训，我从此厌恶这种贪易取巧的工作而开始更严重的探求。
    动身到欧洲以前，有人送我一本《(女神)》，一本《(冬夜)》，我感觉到一种新的力量在蠕动，但是嫌他们的草率与散漫。在意大利的拿波里上了岸，博物院里一张壁画的残片使我惊异于希腊女诗人莎弗的神丽，辗转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的英译；又从她的诗格里，猜想到许多地方有和中国旧体诗形似处，嫩弱的灵魂以为这是个伟大的发现。这时候许地山在牛津，我竟会写了封信把这一个毫无根底的意见去和他讨论。他回信怎么说我已忘掉，大概不缺少赞许与鼓励。过后我便怀抱了个创造新诗格的痴望，当时写了不少借用“莎囗格”的诗，有一首发表在一本叫做《(天堂与五月)》的集子里。这集子里还有各种诗格的尝试，现在看来都是幼稚得可怜，人家一提起我便脸红。
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弗发见了他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特莱尔、凡尔仑。当时只求艳丽的字眼，新奇的词句，铿锵的音节，竟忽略了更重要的还有诗的意象。后来和徐志摩有了深交，但是 从他那里我只得到过分的奖誉。在这个时期里我出版了《(花一般的罪恶)》。听说徐志摩当时在我的背后对一位朋友说：  “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这几句话要是他亲口对我说了，我决不会到了五年前方才明白我自己的错误。
也许这是每一个写诗人所必然地要经受的试探，因为我们第一次被诗来感动，每每是为了一两行浅薄的哲学，或是缠绵的情话，或是肉欲的歌颂。第一次写诗便一定是一种厚颜的摹仿。再进一步是词藻的诱惑；再进一步是声调的沉醉。我当时所认为金科玉律的诗论，便是史文朋所说的：  “我不用格律来决定诗的形式，我用耳朵来决定”；以及摩理斯所说的：  “我不相信有什么灵感，我只知道有技巧”。所以我五年前的诗，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除了给人眼睛及耳朵的满足以外，便只有字面上所露示的意义。   
这种“少壮的炫耀”，写了《(洵美的梦》便尽竭了。同时我便在“肌理”上用工夫。《(女人)》是第一次的尝试。形式上是两段整齐的四行诗，字数前后一样，韵节却有变化。这首诗写又惊又喜的性情，并说一个人同时可以有两种感觉。前段因为是写敬重与惊畏，所以抑多于扬；后段因为是写疑心与快乐，所以扬多于抑；在词藻上，在韵节上，在意象上，我要求能得到互相贯通的效果。《声音)》、《(自然的命令》、《天和地)》，以及UndisputedFaith等都是《(女人)》以后的作品。《(声音)》和《(自然的命令)》是“五步无韵诗”的尝试，  《(天和地)》是“十四行诗”的尝试， Undisputed Faith是“四步无韵诗”的尝试。但是我的格律的尝试，是性质的，不是形式的。譬如“五步无韵诗”的特点是在能使情境的力量延长，它可以有更自然更复杂的变化；它也有间断，但气韵是连贯的，读的人即使在中间休息一下，甚至搁置几天，但是当他要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精神仍旧能会聚。正像是水上行船，那河道有时笔直，有时弯曲，有时宽，有时狭，有时要经过桥洞与山峡；悠长是这条流动的路程，两端的距离尽使有几百里几千里，但是它的生命是一根不断的蛛丝，狂风暴雨也破坏不得它一分一毫。用这种格律，长诗会觉不到长；去欣赏它当然要有健康的心灵，而希望一刹那的刺激的却只能怨怪自己的病弱。“四步无韵诗”变化的可能少，太长了会单调，但是它的情致更来得亲切，更来得素朴，适宜于更天真的意境。  “十四行诗”是外国诗里最完整最精炼的体裁，正像中国的“绝诗”一样，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自身便是个完全的生命，整个的世界。去记录一个最纯粹的情感的意境，这是最适宜的。它比中国的“绝诗”更多变化，用它来练习新诗的技巧，可以得到极好的成绩。我当然不劝人家去就什么范围，但是字句的秩序是不可不有的。
“诗是最好的字眼在最好的秩序里。”我始终信任柯勒立治这句话。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最好的秩序”。固定的格律不会给他帮助，也不会给他妨碍。所以我们与其说格律是给写诗人的一种规范，不如说是给读诗人的一种指点；字句的排列与音韵的布置，不过是为便利别人去欣赏。旧诗里的平仄， 字数与韵脚，也是这种作用。分行与音尺是外国来的新技巧，所以新诗至少比旧诗要多两种工具。而旧诗的平仄乃是真正的炼锁，所以我们把来废除了。
“形式的完美是最大的德行”，这是高谛蔼的话。形式的完美便是我的诗所追求的目的。但是我这里所谓的形式，并不只指整齐；单独的形式的整齐有时是绝端丑恶的。只有能与诗的本身的“品性”谐和的方是完美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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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性质与题材，我也有一些意见；让我说一说，以结束这篇序文。
    大凡不喜欢新诗的都说新诗看不懂，即连胡适之与粱实秋最近也再三说新诗应当要明白清楚，前者那种笼统的批评，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固执，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读过新诗。后者的说话背面有苦衷。新诗的现状，除了几个特殊的人材，的确有一种普遍的病象；但是胡适之与梁实秋所给的，只能作为暂时的药石，而不能作为永久的丹方。我以为诗是根本不会明白清楚的。英国现代批评家谛里雅在他的《诗的明显与曲折)》一书里也说过：  “所有的诗多少总有些曲折的：我们从没有明显的诗。”但是他为了要便利评论起见，便把诗分为“明显的”与“曲折的”两种。让我现在也根据了他这一种迁就的分类来解释。其实“明显的诗”这一个名目，的确勉强到了极点；一首诗到了真正明显的时候，它便走进了散文的领域。所以这里所谓“明显的诗”只能作为“说明的诗”来解释。当然抒情诗，写景诗，叙事诗，说理诗， 都可以算是“说明的诗”，但是所用的形容词至多到了“譬喻”便要为止；一到字眼发生了“象征的作用”时，诗便曲折了。要说明什么是“象征的作用”恐怕非写一部书不可：大概形容和譬喻是暂时的象征，象征则是永久的形容和譬喻；而凡是伟大的诗都有一种永久的象征性。不过等到一首诗要用形容及譬喻时，它便也已经曲折了，所以诗要绝对明显，除非写得和散文一样。但是要去欣赏一首曲折的诗是不容易的；读诗的人要有十二分的诚意；他要有品味的决心才能得到理解的享受。平常人每会畏难退缩。所以为整个新诗的命运着想，我们目前不妨减少它的曲折，一步步把读诗的人引上路来。否则他们会吓得永远不敢和它接近；同时我们也可以停止他们的枝节的指摘，以免浪费我们的口舌。其实从大部分的新诗来讲，成绩是极其幼稚的，根本还谈不到明显与曲折。所以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曲折的诗”，真正的诗，而是一般“假曲折的诗”，一般不会造句或是故弄玄虚的幼稚与拙劣作品。新诗界中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是题材问题。原来题材的变换与形式的发展，同样地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便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譬如在现代文明侵入以前，交通有着各种的阻碍，除了出外做官或是经商的，总是勾留在自己的家乡，所见到的是自然的景色，所感到的是自然的闲静；即有性好走动的人，带着美酒干粮，四处浪游，所接触的也无非是山水的秀丽，鸟兽的天真：在这种氛围里写诗，题材自会清高。到了现在，都市的热闹诱惑了一切田野的心灵，物质文明的势力也窜进了每一家门户，一两 个小时中从茅草屋可以来到二十层的钢骨水门汀的高厦门前，官能的感受已经更求尖锐，脉搏的跳动已经更来得猛烈：在这种时代里再写和往昔一样的诗句，人家不笑他做作，也要说他是在懦怯地逃避现实了。一切的形容字，抽象名词，都已更改了他们原来的意义；题材的变换已不是人力所能拒绝。新诗人的手头便来了个更繁难的工作，他要创造新的字汇；他要有上帝一样的涵量及手法，使最不调和的东西能和谐地融合。这个也许会给予读诗的人一个艰难的印象，他们更会疑心到诗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写作。其实诗人的使命是“点化”。我以前说过，  “诗是昙花一现的真理的尽人力的记载”。诗人所写的火车龙头，决不是火车龙头的机器的组织，乃是火车龙头的灵魂的系统；正像一幅宇宙的图画，没有慧心，你不能在一瞟眼间领悟这灵机。总之，我们懂不懂是一件事，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不懂而说这是诗人的荒荡。要知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他是无时无刻不自己负起去点化全生灵的重任的；去了解他，你应当用十二分的虔诚与尊敬，所以在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面前，一切问题都不成其为问题。
这些是我的意见，也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供状。我当然不敢希望你们用同一种的衡量来衡量我的诗；但是我相信，一件认真的作品也决不会因了衡量的夸张而缩小了自己的尺寸。
邵洵美
                                                   二十五年四月一日
附录二：

《洵美的梦》

邵洵美

从淡红淡绿的荷花里开出了

热温温的梦，她偎紧我的魂灵。

她轻得像云，我奇怪她为什么

不飞上天顶或是深躲在潭心?

我记得她曾带了满望的礼物

跌进失意的被洞；又带了私情

去惊醒了最不容易睡的处女，

害她从悠长的狗吠听到鸡鸣：

但是我这里她不常来到，想是

她猜不准我夜晚上床的时辰。

我爱让太阳伴了我睡，我希望

夜莺不再搅扰我倦眠的心神，

也许乘了这一忽的空闲，我会

走进一个园门，那里的花都能

把他们的色彩芬芳编成歌曲，

做成诗，去唱软那春天的早晨——

就算是剩下了一根弦，我相信

她还是要弹出她屑碎的迷音，

(这屑碎里面有更完全的缠绵)

任你能锁住了你的耳朵不听，

怎奈这一根弦里有火，她竟会

煎你，熬你，烧烂你铁石的坚硬。

那时我一定要把她摘采下来，

帮助了天去为她的诗人怀孕。

诗人的肉里没有污浊的秧苗，

胚胎当然是一块纯粹的水晶，

将来爱上了绿叶便变成翡翠，

爱上了红花便像珊瑚般妍明：

于走上帝又有了第二个儿子，

清净的庙堂里重换一本圣经。

这是我的希望，我的想：现在，她

真的来了；她带了我轻轻走进

一座森林，我是来过的，这已是

天堂的边沿，将近地狱的中心。

我又见到我曾经吻过的树枝，

曾经坐过的草和躺过的花阴。

我也曾经在那泉水里洗过澡，

山谷还抱着我第一次的歌声。

他们也都认识我，他们说：洵美，

春天不见你，夏天不见你的信，

在秋天我们都盼着你的归来；

冬天去了，也还没有你的声音。

你知道，天生了我们，要你吟咏，

没有了你，我们就没有了欢欣。

来吧，为我们装饰，为我们说诳，

让人家当我们是一个个仙人。

我听了，上下身的血立时滚沸，

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运命：

神仙的宫殿决不是我的住处。

啊，我不要做梦，我要醒，我要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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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邵洵美

海面千万条光鱼，
和浪儿拼在一起；
这便是爱，
这便是爱的真谛。

一条山睡在雾里，
雾将山拢在怀里;
这便是爱，
这便是爱的原理。

雨珠儿尽吻着海，
海将雨吞在心里；
这便是爱，
这便是爱的神秘。

海水叫月月不语，
浪儿化作点点泪；
这便是爱，
这使是爱的滋味。

1926.6.4印度洋







十四行诗

邵洵美

生命之树底稀少的叶子，
被时光摘去二十一片了。
躲藏在枝间果中的小鸟，
还没试用他天赐的羽翼；
他曾低弄他细嫩的喉音，
但有汙浊而坚厚的雾幕，
挡住着幕中人不能听得。
啊这柔嫩而稀少的叶子，
片片数来有几个二十一?
那最忍耐而贪婪的时光，
总用他凶残的手来来摘。
枯瘦的新枝根根暴露了，
雨泪打动了小鸟底心灵，
想去云间慰安天底悲哀。
                      1926.5.30红海



给史文朋

邵洵美

你是莎茀的哥哥我是她的弟弟，
我们的父母是造维纳斯的上帝——
霞吓虹吓孔雀的尾吓凤凰的羽，
一切美的诞生都是他俩的技艺。

你喜欢她我也喜欢她又喜欢称，
我们又都喜欢爱喜欢爱的神秘；
我们喜欢血和肉的纯洁的结合，
我们喜欢毒的仙浆及苦的甜味。

啊我们像是荒山上的三朵野花，
我们不让人种在盆里插在瓶里；
我们从烂泥里来仍向烂泥里去，
我们的希望便是永久在烂泥里。

1926、6、20中国海




给莎茀

邵洵美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1926.6.20中国海



季候

邵洵美

初见你时你给我你的心，
里面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
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
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
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
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
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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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邵洵美

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
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泪汁总引诱着我
将颤抖的唇亲她的乳壕。
这里的生命象死般无穷，
象是新婚晚快乐的惶恐；
要是她不是朵白的玫瑰，
那么她将比红的血更红。
啊这火一般的肉一般的
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
是我恋爱的灵魂的灵魂；
是我怨恨的仇敌的仇敌。
天堂正开好了两爿大门，
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
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



昨日的园子

邵洵美


静了静了黑夜又来了；
它披着灰色的尼裳，
怀抱着忧郁与悲伤，
啊，它是杀光明的屠刀。

它隐瞒了上帝的住处：
牛马鸡犬乌龟与人，
于是便迷茫地搜寻，
末后找到了魔鬼之居。

这里有个昨日的园子，
青的叶儿是黄了的，
鲜的花儿是谢了的，
活泼的鸟儿是死了的。

还有一对有情的人儿
相互地拥抱了亲吻，
没有气吓也没有声，
啊，它们是上帝的爱儿。

来吧

邵洵美

我便这样地离了你
我便这样地离了带泪的你，
你是染露的青叶子，
我便像那花瓣吓落下了地。

啊你我底永久的爱。。。。。。
像是云浪暂时寄居在天海。
啊来吧你来吧来吧，
快像眼泪般的雨向我飞来。

我是只小羊

邵洵美

我是只小羊，
你是片牧场。
我吃了你我睡了你，
我又将我交给了你。

半暗的太阳，
丰明的月亮，
婴孩的黑夜在招手，
是小羊归去的时候。

小羊归去了，
牧场忘怀了。
我是不归去的小羊，
早晚伴着你这牧场。

母亲

邵洵美

天上又刷了金，地上又漆了青，
没有母亲的最怕看见有母亲的人们。
谁也不会忘掉你的，毋亲，永生的母亲，
我们身上总留著你一些踪形。

说是你晚来会把星来当作灯，
说是你常会乘着月光来看你的儿孙；
那么别忘了让我们都看你跨上青云，
让我们都知到你已做了仙人。

我不信菩萨，但是一定有尊佛，
会在天宫里指给你一条路去找快活。
要是你能找得到凤凰，啊，最好是白鸽，
千万别忘了寄封信给你小黑。





女人

邵洵美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
你用温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
来捆缚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
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






　《天堂与五月。序诗》

邵洵美

　　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是和死一同睡着的；但这须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
　　
　　这些摧残的命运，污浊的堕落的灵魂，
　　像是遗弃的尸骸乱铺在凄凉的地心：
　　将来溺沉在海洋里给鱼虫去咀嚼吧，
　　啊，不如当柴炭去烧燃那冰冷的人生。
　


游击歌

邵洵美

时季一变阵图改，
军装全换老布衫；
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
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

英雄好汉拿出手段来，
冤家当作爷看待，
他要酒来我给他大花雕，
他要菜来我给他虾仁炒蛋。

一贪快活就怕死，
长官命令不肯依；
看他们你推我让上前线，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熟门熟路割青草，
看见一个斩一刀；
我们走一步矮子要跳两跳，
四处埋伏不要想逃。

冤家着迷着到底，
飞艇不肯上天飞；
叫他们进攻他们偏退兵，
叫他们开炮他们放急屁。

一声喊杀齐反攻，
锄头铁铲全发动；
这一次大军忽从田里起，
又像暴雨，又像狂风。

几十年侮辱今夭翻本，
几十年羞耻今天洗净；
从前骂我的今天我剥他的皮，
从前打我的今天我抽他的筋。

看他们从前吹牛不要脸，
今天哑子吃黄莲；
从前杀人不怕血腥气，
今朝自己做肉片；

从前放火真开心，
今朝尸首没有坟；
从前强奸真开心，
今朝他们的国里只剩女人。

眼目晶亮天老老，
真叫一报还一报；
但看某月某日某时辰，
连本搭利不能少!

选自1938年《自由谭》月刊创刊号 署“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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