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吉专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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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洋溢巴渝外，诗卷长留天地间

死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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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现今70岁以上的人，如若他们当年上过小学或中学，只要一提起吴芳吉，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背诵出这样的诗句:

      “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

    吴芳吉的父亲叫吴传姜，重庆江津县德感坝人，早年来重庆城，先帮人做买卖，后自己做小生意，家境贫寒。1896年农历5月21日，吴芳吉就出生在重庆杨柳街碧柳院，取名芳吉，字碧柳。后来吴家生意亏本，一家到处漂泊，8岁时芳吉只得随父迁回江津德感坝，10岁后再迁入白沙镇入聚奎小学。吴芳吉13岁时在2小时的作文课上 写出以诗论文、豪放严谨、名噪全川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誉为神童。

     吴芳吉少年生活的地方环境不好，盗娼赌博者多，父亲吴传姜就用石灰将墙门刷白并写“白屋吴宅”字牌，意为清白之家，吴芳吉就自取名“白屋吴生”。

      1910年吴芳吉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该校初是美国退还的庚款所办，校中美国教员势力很大，这些教员中多是女性，来到中国后虽学识浅薄，但薪水、住房等待遇反比中国教员高，造成美中师生关系、美中教师关系异常复杂和紧张。不久发生了四川籍学生何鲁、黄秉礼因同美籍教师冲突遭开除事件，这事引发了清华史上的第一次学潮。吴芳吉被推选为川籍学生代表声援同学，他仿唐骆宾王《讨武曌檄》撰写《讨校长檄》书于横幅长条，署名张贴在学校食堂……此事平息后，校方为取媚外人，逼他“签名悔过”。他坚决拒绝，最后被迫离校，流落北平，为人佣工，后又转去上海书局任校对。次年在同学的资助下徒步启程回渝，走三峡，至湖北宜昌已身无分文，他只得乞食步行。恰迁战乱，到处民不聊生，他风餐露宿，历尽辛苦，绕道3000多里，历时近半年才流浪回到重庆江津。

     吴芳吉被迫离开清华之事，对他打击甚大。回到江津白沙小镇后，引起了一股小旋风，一些家长把他作为教育小孩的反面教材，很多人都瞧不起他。早在他18岁时，由媒人介绍与附近蓑衣滩的一富裕中农之女何树坤订婚。他蒙屈回家后，何父翻脸悔婚，但何树坤非吴芳吉不嫁，跑到吴母面前放声大哭，泪流满面地痛诉父亲武断干涉女儿婚姻，何父见女儿去意已决，最后只得允许了这门婚事。

    吴芳吉自失学后，四处飘零，他深陷社会底层，广泛接触了劳苦民众……

    从1914年起到1919年止，吴芳吉先后到乐山嘉州中学、叙永永宁中学任教。在永宁中学教书时，他经常到附近的真武山上游玩。山上有一“婉容墓”，墓中葬有当地一吕姓典狱长9岁病亡的幼女。吴芳吉联想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在婚姻上“喜新厌旧”现象严重，于是就构思了《婉容词》并写成初稿。诗中女主人翁假借真武山上墓中“婉容”之名。诗成后他没有立即发表，据说是因当时的教育总长的婚配与这个故事很相似，怕引起事端。第二年即1919年秋，23岁的吴芳吉应挚友、国学大师吴宓(雨僧)之邀到上海任《新群》杂志诗歌编辑。

     吴芳吉跨入诗界之时，正值“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他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论战“新旧文学观”。对诗界全部否定传统诗格的“突变论”、全盘欧化的“另植论”、死守陈规的“保守论”都进行了批判，倡导诗歌要有时代感和现实感，要有鲜明的现实主义……

     不久，《新群》杂志发表了吴芳吉的《婉容词》，该诗描写了“某君”到欧美“留洋”后，与一“洋妞”结婚，狠心抛弃在家苦等他的善良贤慧的发妻“婉容”，“婉容”最后投江而死的爱情故事。此诗一发表就引起文学界的震动，全国广大读者争相传诵，终被选入大中小学教材。

        吴芳吉因诗出名后于1920年8月离开上海赴长沙明德中学任教。5年后吴宓任清华国学院主任，曾电邀吴芳吉去执教，但吴芳吉说，既然清华开除了我，我就决不回去。后来他受聘西北人学，适逢吴佩孚、刘镇华内战，西安遭兵困围城达8个月之久，城中粮水尽绝，死者上千，他多次被饿昏……这是吴芳吉一生中遭遇最艰危的时期，创作的作品也最多。

    吴芳吉此间相继发表了《护国岩》、《两父女》、《明月楼》等著名诗作。这些诗作当时虽有一定争议，“新派”责难其旧”，“旧派”责难其“新”，两派虽水火不相容，诗作却迅速传诵到全国，历数十年不衰。'当时的读书人只要一提到吴芳吉就会随口吟诵出《婉容词》、《两父女》等。一次，吴芳吉到某女校演讲，他刚走上主席台，全体女生就站立起来吟诵《婉容词》，场而十分动人。

      吴芳吉写过一首抵制日货的诗《仇货买不得》，全诗六句:“仇货买不得，仇货买不得!买了仇货，卖了中国!休将仇货污人格，信誓勿逾越!”这首诗当时贴满了重庆的人街小巷，每个黄包车背后都贴有这首诗，几乎每个市民都能脱口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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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吴芳吉自名“白屋吴生”，人们就叫他“白屋诗人”。其诗的风格也被称为“白屋体”。

      1931年7月，桑梓情重的吴芳吉离开重庆人学文科预科主任岗位回江津就任江津中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创作了抗日诗作《巴人歌》并多次到重庆等地朗诵演讲。1932年4月他应邀到重庆演讲和朗诵《巴人歌》，回江津中学后，当晚又召集全校师生集会，进行演讲和朗诵《巴人歌》，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终晕倒在讲台上，随即因抢救无效，于5月9日在白屋与世长辞，年仅36岁。

    吴芳吉留下的800多首优秀诗篇，给中国文学留下了难以估价的遗产。他被称为诗词改革的先驱和开拓者，是第一位创作现代格律诗的诗人，被文学界称为“现代诗史上有建树的六位诗词名家”之一并排名第一位。他是举世皆知、享誉华夏的爱国诗人。

    他的诗体——白屋体为诗坛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梁启超称他“将来必为诗坛辟世界”（梁启超《与吴宓函》）；于佑任给他以“独立特有之雄才”（《吊白屋先生》）的高度评价。黄炎培、郭沫若、吴宓、游鸿如、卢前、缪钺、李劼人、程千帆、丁芒、何郝炬等先后都有过对芳吉先生的极高赞誉。建国初期，叶圣陶、姚雪垠等人就曾上书中国文联，要求以政府的名义高度评价吴芳吉和他创新的“白屋体”诗及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可见，对芳吉先生及其“白屋体”的肯定，是党国首脑、党政要员、文化名流及世人公认的。
       毛泽东在谈到新诗时说：“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练，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说具有民歌的风格”。毛泽东认为新体诗歌是古典诗歌和民歌的混合体，他对吴芳吉先生所创造的、完美的新体诗曾作出了“才思奇捷，落笔非凡；芳吉知春，芝兰其香”的高度赞誉（文强《青年追忆》），可见吴芳吉先生的创作实践印证了毛泽东的新诗理论。
     “白屋体”赢得了那么多人的高度赞誉，说明这种新诗的格律诗体代表了新诗的大致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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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芳吉，字碧柳，自号白屋吴生，人称白屋诗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有成就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1994年10月巴蜀书社出版有《吴芳吉集》，是目前较为全面的吴芳吉诗文集子。该书收录吴芳吉一生所写诗歌237题(包括译诗)812首(段)。其中近体诗53题146首(计五律32题89首，五排3题3首，五绝2题4首，七绝16题50首)。其余184题666首(段)可分两类:一是古体诗，多沿用古代的语言、意象;一是新诗，用白话，或者说基本上用白话，时而参杂一些文言词句，如《婉容词》、《护国岩词》、《笼山曲》和《巴人歌》等，这部分“文夹白”的诗所占比例还不小。但这类诗最能代表吴芳吉诗歌的特点,时人称为“白屋体”。

从诗歌内容来说，吴芳吉的诗歌大致有以下一些类型：

    一、政治诗。即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从政治、道德的角度发表看法，叙事抒情。这又分几种情况：

             (一)揭露军阀残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列强人侵，军阀长期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吴芳吉用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惨景。这在《儿莫啼行》、《巫山巫峡行》、《北门行》、《南门行》等诗中表现较为突出。

            (二)反映民生疾苦。军阀混战直接残民，兼之地方官吏的盘剥，匪患的侵扰，人民更是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卖儿卖女，饿殍遍地。这些现实成了吴芳吉诗中的重大题材之一。“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戊午元旦试笔》)即为吴芳吉的座右铭。《两父女》、《赴成都纪行》、《大学门口》、《十一月二十五日自中校归家所见》、《出门书所见》、《长安野老行》等诗，极能说明问题。

            (三)歌颂革命志士。清末民初时代，国家积贫积弱，政治极为腐败，列强人侵，军阀混战，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和袁世凯独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出现了许多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吴芳吉站在时代前列，对这些革命活动和英雄志士热情歌颂，写下了许多杰出的诗篇。如《思故国行》、《赫赫将军行》、《护国岩词》、《两墓表词》、《蔡忠浩之死别》、《壬戌正月黄鹤楼下放歌》，都属这一类题材。

           (四)赞美传统文化，抒发爱国豪情，是吴诗中又一重要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人持论偏激。全盘西化，否定传统。诚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是死文化，应该否定。但其中精华不在少数，对传统精华必须继承并发扬光大。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是唯一正确态度。吴芳吉热爱传统文化，并将这种感情表达于诗歌中。他对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特别崇拜，对历史上有贡献的文化人特别尊崇，诗中多处歌颂屈原、陶渊明、杜甫、朱熹、丘逢甲，将笃信儒学的曹志武引为知己，曹死后多次写诗写文悼念他，为他招魂、作传。如《爱晚亭》、《汨罗访屈原墓作》、《独醒亭下作》、《神鼎山森林中作》、《君山濯足歌》、《志武梦中归》、《秦晋间纪行》等等。

        抒爱国豪情的诗，如《年假别嘉州东归席上留赠诸子》、《红颜黄土行》、《万岁之声》、《江津县运动会会歌》等。

吴诗中还有一类题材，即对以婉容为代表的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的深切同情。如《婉容词》、《卖花女》、《小车词》等。

           (五)抗日救亡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依据紧邻关系，疯狂地侵略中国，一步步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面对民族危亡，吴芳吉义愤填膺，甚而想弃教从军，亲赴前线杀敌。为了表达他的激奋心情，写了《抗日歌》、《日军占我沈阳》、《仇货买不得》等，给全国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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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亲情友情诗。为了生计，吴芳吉不得不长年漂泊在外，在全国一些大、中学校任教，远别父母妻儿，使他忍受对亲人苦思的熬煎。感情极丰富的吴芳吉，为此写下不少情真意笃的诗篇。有表现夫妻之情的，如《将自永宁归家先此寄内》等。有表现友情的，如《北望行》等。有抒发师生情谊的，如<新衣引》、<稻田第九班女儿毕业将去于其最后一课歌以别之》、《题本校理预科毕业同学录》、《岁暮示诸生》等，勉励学生应以天下为己任，时时关心国家大事，作国家民族的中流砒柱。

    三、写景叙事诗。纯粹写景的作品，在吴芳吉的诗歌中很少，《清明》其二(落红如雨缀青苔)可算其中之一。而更多的写景诗，往往与叙事抒情结合在一起，显得内容丰富。《初夏赴丈人田舍看插秧》、《吴淞口访古》、《安源道上入农家小饮》、《崇明玩月》、《笼山曲》、《别上海》、《涝湖泛舟》、《神鼎山森林中作》、《君山灌足歌》、《谷山晚归》、《甲子重阳与明德远脚队七十人登涝塘北山绝顶》等都是这一类诗。这类诗，往往以生动传神著称，读之如临其境。

    四、地方风物诗。为一家生计，吴芳吉四出打工，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对地方风物热情歌颂，留下许多优秀诗篇。他对家乡风物也多次描绘，表达他的热爱之情。他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期间，写了《自湘江望岳麓》、《西园操》等诗，对明德校园、岳麓山、涝湖、君山、爱晚亭、五里堤等无不充满热爱之情。

                                         

                                                       三

     吴芳吉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其新诗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当代新诗发展有诸多启发借鉴意义。

                                                      

                                                                      理论主张

     （一）、吴芳吉认为：“诗人之作诗，犹如女子之生儿。” “儿在娘腹中，至少八九个月，乃得成熟降生。若是不到八九个月便就生下，这样便叫流产。流产的儿，是不能长大的。”诗人作诗，也是一样。起头要有“诗兴”。诗人之有诗兴，犹如女子有爱情的结婚；其次，要有“诗料”。诗人之有诗料，犹如女子之已有身孕；再其次要有‘诗的酝酿’。诗人之为诗的酝酿，犹如孕妇之重胎教；再其次，为诗的‘贡献’。诗人之到诗的贡献，就如母亲之分娩了。”

     （二）、1929年，吴芳吉自编出版了《白屋吴生诗稿》，在该书叙中提出了与胡适等人完全不同的观点：首先，他肯定诗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说：“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与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譬之乘火车者，既已在车，无问其人之欲行不行，要当载之前趋，欲罢不止。故处今日之势，欲变亦变，不变亦变，虽欲故步自封而势有不许。”就是说，新诗的发展与变化是客观的，绝对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顺应潮流与时俱进，不能落伍，更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这段话指出了新诗产生、发展的必然性、正义性。

     （三）、他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中说:“表情的方法既不能人人相同，做诗的格调自必个个有异。““诗既无文话白话之分，是彼此均属一家；诗纵有文话白话之分，不妨各行其是。须知诗之佳处，不在文字与文体之分别，乃在其内容的精彩。”可见他是承认新诗的.只是认为新、旧诗不应互相排斥，强生分别.而应各行其是，重要的在于内容是否精彩，持论是极通达的。

      （四）、吴芳吉说:“白话长于写情，文言长于写景。因白话写情，有亲切细腻之美。文言写景，有神韵和谐之致。各有所长，莫能左右。婉容诗有情有景，故白话文言错杂用之。”

    “余之所谓新诗，在何以同化于西洋文学，略其声音笑貌，但取精神情感以凑成我之所为。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

      （五）、他在《谈诗人》中说:“现在报纸上登出的新诗，。。。。。。因为要做白话，连修辞也不讲究。对于文学的美。。。。。。简直没有人过问。于是，在形式上。。。。。。看不出一种外美，在精神上。。。。。。看不出一种内美。所以令人不耐咀嚼。美虽有庄严、神秘、宏壮、激烈、安静、慈悲种种之不同，诗之必要有美然后得以成立，总是不能非议的。”

     （六）、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说:“故有兴、有材，有字、有句，有体、有格者，而后可以为诗。”他又解释了何谓体、格:“一篇之中有适意，有适韵，有适字，有适句者，体也；无俗意，无俗韵，无俗字，无俗句者，格也。。。。。。故体以形言，格以品著。”可见他所认为的诗，就是具有真挚的思想感清，现实的生活内容，锤炼情美的语言，高雅脱俗的风格的诗。这样的理论，现在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七)、中国传统诗歌的艺术特质，简言之，即格律美、音韵美、节奏美、精练美，这些优秀的传统，都是新诗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他认为诗要有一定的音韵格律，语言要精粹，要纯从天真发出，诗要合天理人情，等。他说:“诗之能有永久性者，亦惟音韵格律是赖。”他主张写诗为文语言要精练。在《答刘泅英》一书中说:“行文能删去一字，便删一字，省却一句，便省一句.卒至遇删无可删，省无可省，篇无冗句，句无冗字，其文虽非极品，亦有可观。

    （八）、在中西融合上，吴芳吉主张中西平等交流。中国传统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优秀部分必须继承发扬，对于西洋文学，只能选择性吸收，不能兼收并蓄。他说:“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不须迁地，更难拔除。”“文字，中西全异者也；文艺，中西半同者也；文理，中西全同者也。舍其全异，取其全同，酌其或同或异，吾知其生气勃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故余之取于外人，亦犹取于古人。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诌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也。”

      从以上简论可以看出吴芳吉的新诗观：新诗是随时代的发展而诞生的。在新诗诞生初期，新旧诗应各行其是，互不否定。新诗要有格律，要有体有格。体即为顺畅的韵律、对称的文字（音步）、规律的诗句；格即是规则的诗体。新诗要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要借鉴传统的文化，汲取西洋的精华。作诗要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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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实践

    吴芳吉中自己的新诗理论指导下，对于古诗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创出了迥然不同的新诗体——白屋体。

     （一）、新诗以古典诗词的变革为主体，吸取西洋诗歌的格律特点，吸取民间歌谣的韵律，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诗体打破僵化的绝句、律诗、词牌以及古风、排律等格式上的限制，随着诗体的需要，将各种形式纳入一首诗中，随心所欲的安排运用。

     （三）、每首诗都自成体式，既不需要依照别人的现成诗体去以模填格，更不允许别人依据自己的诗体来照猫画虎。

     （四）、不拘于传统诗词的格律和旧诗各体的语言规范，大量运用文言与白话参用。句中用字数量，根据需要由一字到十一、二字也是常见。长短句在一首诗中使用的频率亦非偶尔出现。音节上三平三仄、四平四仄的句子也不受拘束。至于体制的形式，则完全根据意旨的繁复或单一、章节的铺张或紧束以及语调的疾驰或顿挫、气势的昂扬或低抑来酌情安排的，以能达到内容的淋漓尽致为终极。

      (五)、本着“因我所便、为我所用”，大胆把诗、词、曲、赋的格凋、音律冶于一炉，取各类之长，融百艺之精，使表意、写景、状情，更为合理、生动、确切。

    （六）、诗歌语言讲究运用对仗、押韵。对称严整，有的节与节对，有的行与行对，十分整齐，无一例外；有的一韵到底，有的频繁换韵。有的押平声韵，也有的平仄通押。

     

          吴芳吉的“白屋体”，运用有不少五言七言等古诗词的句子，乍看之下不像新诗。但如果我们把他放在白话运动之前，把他的诗歌作品和古典诗词相比较，把他的诗歌语言放在白话出现之前，和古典文学的语言向比较，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于旧诗歌观的突破。再把他的作品和现代新诗相比较，更可以看出他对于传统诗歌的继承与发扬，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的格律体新诗如果稍稍偏向一点“白屋体”的话，是不是会有所获益呢？

      

          参考资料：《论吴芳吉的诗歌》  李坤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