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与新诗的辩证（网上转来）

桃园郎

散文诗与新诗的辩证（网上转来）

作者：翰林诗刊

心蝶：散文诗与新诗的辩证

 
散文诗是一种新的文体，本质是诗，却比诗更自由，节奏相对舒展，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但有诗的思想情感和艺术特色。抒情散文诗有少许叙述、议论。它“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是在新诗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演绎文本的主题，在抵达新诗审美的同时，抵达了更多的广度、深度。
 
散文诗与新诗形式的辩证
 一
散文诗与新诗比较形式是散文的，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靠近新诗的散文诗。这类散文诗形式上大多分行排列，长短不一。相对于新诗更加松散。二是靠近散文的散文诗。有的不分行，或根据句子划分。
 
吉檀迦利（选章）/泰戈尔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由此可见，散文诗的两栖性决定了形式上的交叉运用，只是比新诗更加自由、灵活了。从目前来看，主要是这种接近新诗的分行法。万变不离其宗，有人说判断作品是不是真正的诗，可以采用纯散文形式。那些不分行的散文诗在诗美追求与诗学建设上，也许因为明确更直截了当。
   
二
有人采用二者的特点区分散文诗与新诗，把散文诗归结为线与线连接的创作，新诗为点与点的跳跃。散文诗通感手法等广泛应用，早从二十年代鲁迅的《野草》开始，到耿林莽作品为代表的今天已广泛流传了。传统的线性思维确实不能概括当今散文诗波澜壮阔的局面。
 
这里牵扯到散文诗现代化的问题，这种现代化是指在实践中的不断成长，而不是纯粹的西洋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散文诗更加靠向新诗，比如曾经有人用大诗来概括散文诗、新诗、诗词，以此弱化这些概念。也可以看出散文诗与新诗的关系有相容的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但不能从根拔起。之间理性的辩证思想，存在于广泛的创作实践中，又反过来强化了诗学思想。为散文诗的成熟发展做出了坚实的努力和贡献。
 
三
艾略特主张的“诗不是感情，也不是回忆，也不是宁静。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在当今散文诗创作中，有根据以往的经验，结合诗的特点的散文诗与新诗结合等组合。这种对诗的体验式转化，是经验之上的创造，不是机械粘贴现实，是在千篇一律的形式中找出突破口和引申义。也是新诗与散文诗更贴切的统一。

桃园郎

散文诗与新诗内容的辩证

新诗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意象说话，没有议论、叙述。二是诗性的叙述，没有议论。散文诗允许议论和叙述，保留了诗意的散文细节。二者统一在诗的高度。真正成功的散文诗最终站上诗的高度，而不是以哲理取胜。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鲁迅用野火烧不尽的草，表达期待中国底层的觉悟，让不灭的火焰烧出崭新的世界，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生死之间的思考是最深沉的哲思，却通过“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等，在夹叙夹议，诗性的述说中有张有弛地完成了建构。这些自由的表达，是与新诗的不同之处。
 
好的散文诗形神兼备，形是形式，神就是内容反射的思想。与传统散文诗比较，当代散文诗向诗靠近的同时，超越了小情绪的抒发，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其一，在有根文学的倡导下，认识到生命中难以逾越的是血缘，以及养育自己的这片天地，要在大时代中讴歌新生事物，发现人类的真善美。其二，探索历史题材，或用超验主义方法探索未知领域。其三，贴近自然，有良知的作家是把作品作为挖掘民族、社会、自然中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是急功近利追求表面浮华。作品中可以找到血脉的起源，现实中的理想，民生大事，以及时代发展的见证。今天的散文诗与新诗一样，有着基于现实，高于现实，通往世界、回归人类心灵的成长力和能力。

桃园郎

散文诗与新诗语言的辩证

柏拉图认为语言虽有约定俗成的一面，但主要出自人类的非随意性创造，语言制造者必须具备某种能力，知道如何相应事物本性，按照某些法则来创造语言。诗就是对汉字的重新组合，包括继承、发展、破坏、建设。作者在运用或创造的时候，受到很多条件制约。如鲁迅《野草》中“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静穆表示寂静肃穆的意思，暗含环境的险恶。这种语言的多义性是对传统的继承，最早出现在清朝费密的《姑苏洞庭山》诗：“天气颇静穆，理檝冒晨雾。”有引申义。继承与发展来源于作者深厚的内功，也源于大环境的制约。
 
新诗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用白话写诗了。刘大白是中国新诗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的代表作《秋晚的江上》：“归巢的鸟儿，/尽管是倦了，/还驮着斜陽回去。/双翅一翻，/把斜陽掉在江上；/头白的芦苇，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那鸟儿倦了，却还是驮着夕阳归巢，是不忍把它留在身后，还是渴望光明的追求。这样的作品看来有些直白，内涵比较简陋。在文化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同时，导致了语言的浅淡。但词语之间的紧密、弹性，用象形、假借等传递的能量，是新诗发展的基础，也是与夹叙夹议散文诗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语言与事物之间，如果不存在先验，也没有后验，是同时发生的。以此类推新诗与散文诗的语言，可以互相沟通，也有各自的特点，不存在高低强弱之分。当前中国的散文诗、新诗与其它国家相比，如果说他们是在延续，我们就是在创造发展中探索。要实现二者的飞跃，必须从传统中挖掘，西方中借鉴，以及作者的创造发挥。古典的东西不能拿来就用，尽管很多人在尝试古典诗词的脱壳。西方的文化也不能直接吸收。想起一句伟人的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诗歌中国的今天，优秀的作家、诗人都在历史的演变、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自然发展中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自己的语言。这是二者之间的共性。

桃园郎

散文诗与新诗写作方法的辩证

散文诗与新诗都是产生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有别于诗词且不受格律限制。二者之间的区别：新诗要求大致押韵，节奏鲜明。而散文诗没有具体的要求，可以有种内在的节奏感；新诗分行比较自由，散文诗一般采用完整的句式，或完整的段落；新诗只有意象构成的意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留白。散文诗意象构成的意境中可以叙述、议论。靠近新诗的散文诗其艺术表现方式很多有相同之处，唯一不同的是多了叙述议论。优秀的作者会写新诗，就应该会写散文诗。反之，会写散文诗就会写新诗。这也是考验其文化底蕴，以及境界的问题。是诗意成长过程中的转换，在作者自由的宣泄中可以诗，也可以歌，以民族的形式展示给世界真善美。
 
新诗与散文诗互相抵触，互为映照，表现在作品的方方面面。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座丰碑，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