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下面是我在《东方诗风》第6期理论版“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共四篇文章”（周仲器语）所加的编者按，蒙周教授全文引用，可以说就是这次论争的缘起。 “7月5日，晓曲在‘东方诗风’理论版贴出了《晓曲与著名新格律诗人黄淮老师有关新诗格律探索的诗学对话》一文。其中，黄淮先生非难‘三分法’并鼓吹‘共律体’、‘自律体’的说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分歧由来已久，我们采取隐忍态度，既然由他公开了，我们也试图就此展开讨论。但是黄先生一直没有发言，于是就成为一种单方面的回答。因为事关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只好把我们的几篇文章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二、《再谈格律体新诗的“三分法” ——与黄淮先生商榷》一文的开头部分，进一步谈明了此事具体的起因： 长期以来，我与黄淮先生在格律体新诗的若干观点存在分歧。鉴于格律体新诗在当前诗坛属于少数派，没有话语权，不想公开内部分歧，就一直自闭其口，心想就各行其是，让时间来证明，让时间来检验吧。 不料如今在与晓曲关于格律体新诗理论的对话中，对格律体新诗的“三分法”公开提出异议，说他所标榜的 自律体也是遵循“音步的对称性和押韵的规律性”这个节奏韵律的原则来进行创作的，然而，却不是依照“整齐”“参差”“复合”的“框框”来创作的。 又说：
一味的设计种种“型式”，很可能导入误区——好像必须符合“XX式”XX型“，才叫“新格律诗”。 晓曲在对话中没有对此表示认同，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却不能不改变原有态度，必须打破沉默。 如果说上述第一段引语是黄淮先生的夫子自道，那倒无可厚非，你自己怎么创作，悉听尊便；而第二段引语就显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认为我们提倡的“三分法”会使人误入歧途，并且具有排他性。 尤其是下面这段话，就更是咄咄逼人，简直是在做导师状，教训“浪子”：该回头了： 别把“诗律”，这个”与生俱来“的，”无法排除“的生命之根，说得太“后天化”，“人工化”。那样，就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对新诗“散文化”，推波助澜。我劝各位新格律诗倡导者，放下包袱，从头开始，别在老路上越走越远。 对此，再不做出回答，就有默认之嫌，而且会任其误导，引起不良后果。因此，我在此文中从几个方面对格律体新诗的“三分法”在此进行阐述，以正视听。 三、事情就是这样的清楚，周教授却指我为“发难者”： 是的，分歧由来已久。准确地说，是在2007年的常熟诗会上。我和孙先生还是友好地争论了关于“音步”的提法和《十六字令》是不是格律诗的问题。孙先生说，十六字令当然不是格律诗，因为它不符合孙先生提出的对称原则。孙先生又说，音步的提法是借用外国的，只要加以说明就行了。我说，我用另外的名称，也只要加以说明就可以了。潘先生在场开了一句玩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友好的讨论刚结束，万先生在纪要中正式地塞进去对自律体共律体的批评了，眼看我们的理论命题要被否决，还好，许霆先生救了我们一命。他借用外国理论家关于诗体有三种的理论，说除了第一种是自由体外，其他两种都是格律体，就是黄淮所说的自律体和共律体。由此可见，真正发难的不是我们，而是万龙生。 对此，不能不说上几句。 第一，很明显，那是4年前已被尘封的往事，周教授偏要生拉活扯说成是这次论证的原因，而对黄淮执意贬损“三分法”的言论来个“甄士隐”，可有丝毫的实事求是之心？ 第二，那次研讨会应该说开得很成功，但是无庸讳言也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以致由于少数人的意气用事，导致大家早就打算发表的《苏州宣言》流产，至今还是一件憾事。但是周教授不知是健忘还是有某种难言之隐，硬把分歧的焦点放在“自律体”与“他律体”问题上。其实那时候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没有达成一致的是对于新时期格律体新诗发展状况的表述上！有人要想趁这个大好时机把所谓“雅园诗派”塞进宣言里，遭到了一部分与会代表的抵制，未能得逞，于是就反对发表宣言。而后来的纪要采取的是两种意见分别表述的方式。我本来不想提起这个事情，无奈非说不可了。 |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2-22 23:18:33
发表于 2012-2-22 23:30:59
楼主